彼得·海斯勒的《奇石》最近出版，因为对他做了一次面对面采访，我又把他的书重读了一遍。重点是那部《江城》。《江城》对于彼得·海斯勒来说，是认识中国的起点，也是他写作的起点。对于我，则是再度的一次探寻——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媒体人，也采访，也报道，也在一座城市久居，却没有写出如他笔下的人物的形神，连同某种状态的模糊感与不确定性，以及一看就能体会的中国式微笑下所掩盖的悲伤。

    很熟悉的文本了，但我这一次看得异常缓慢。像登上一艘慢船，我也如何伟那般，将涪陵周遭打量了个遍。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涪陵。三峡大坝的影响还未真正波及，水位线尚在，田里的水稻收了又种，那座涪陵师专还没有变成后来的师范学院。

    彼得·海斯勒，作为和平队志愿者一员进入校园。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是他碰到的第一桩事。他记录下全部过程，接着记下为他们两个外教所设的接风宴、约稿宴，一轮一轮的劝酒，中国式的应酬……

    两年的教学生涯，生活半径就围绕着这江边城市。日志色彩强烈的记录，让你觉得，这个何伟肯定随身带着小熬子，或者一台隐藏摄像机。许多琐事不值当说，但读起来又不一样。比如，一对夫妻在船上的深夜私语：你是谁呀。比如，学生食堂老板黄小强的父亲黄能聊天时的发问：“飞机上有茅厕吗？”读这样的细节，脑中会幻化成一幅幅画面。印象更深的是这幅，何伟在乡间散步时所见：“一个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几乎每一个街檐坎上都会有一个孩子——涪陵的学校总是会布置很多家庭作业，学生们总会特别勤奋地完成那一堆堆作业，哪怕他们来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家庭。我逐渐地认识到，这也许是当地人身上最令我敬重的一种品质：他们对教育充满了无限的尊重，在这样的地方教书，感觉真的很好。”

    大部分时候彼得·海斯勒只做白描，但偶尔也做如斯感慨，“慢船上的中国”，突然就跳了出来。这比喻古老得就像西方人所留下的黑白明信片。但彼得·海斯勒式的慢船是可感可触的，甚至还少了一些西方人看东方时的异域感、隔膜感。

    不记得，彼得·海斯勒何时从书中隐退的，何伟已不知不觉登场。“何伟”是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用当地话叫出是“霍伟”。何伟在努力地识汉字，终于把“教书育PEOPLE”，认成“教书育人”。他到周边山上慢跑，以消除内心初来乍到的孤寂。远足到更远的乡下，或者乘着慢船，在乌江上游来走去。那些即将消失的文物，那些往来浮生，都被他深刻铭记，最终落实到了纸面。

    它们都让我心有所动，因为会唤起记忆。我上大学的城市，也是在江边，节假日无事，便坐轮渡从城市一边到另一边。那时面前晃动的，不就是这来了又去的面孔吗？他们反衬着我的孤寂，我想这情愫，何伟也是有的。一切都缘于绝对的陌生，只是他把它变成了认识周边事物的起点。而我们很多时候，对迎向自己的东西无感，是因为自以为懂。熟悉或自以为的熟悉都让人感官迟钝，最初的也是最鲜明的，何伟的《江城》，再一次昭示了这一点。他在这艘慢船上，镶嵌了无数这样的镜子，把我们剔除掉的东西反射回来，赋它们以声息，让它们再在我们眼前生动起来。

    当然，仅有这个，还是不够。要知道，他所描述的，仍然是中国。所谓“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前面已缀满了前辈作家的名字。很多记述已成为历史中国镜像的一部分。尽管何伟反复声明，他写《江城》，只是为了让自己不忘却，但是作为读者，还是会将它考量一番，够不够得上其中一环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与后来的几部一起，何伟续写了当下的中国。这几乎等同于广大、复杂、漫漶的同义词。我们其实身处其中，但已不相信，仅仅打捞那日常生活中的流波碎影，就能叫做中国叙事。

    但何伟似乎部分地说服了我们。如果深入文本——就像这艘慢船驶向江心，你会发现，即使作为边缘城市的涪陵，有关当代中国的一些重大事件，也并没有被淹没：改革开放、三峡工程、长征六十年、邓小平逝世、大学生就业不再包分配……政治与历史，从来都没有远离人的日常。而看似遥远的美国，也可以让一个出轨男人，用它来置放对性自由的想象。掂起一摞家信，分量不亚于海峡两岸的两个家庭。那里面装着战争、离别、苦难与相思，有认命的部分，但同时又固执得不肯放弃记忆。

    认真对待，每一个普通的涪陵人，都是一部微历史的进口。何伟已经来到了口上，尽管并没有更深进入，但已做得足够好，这很大程度还得归于，彼得·海斯勒还在。前景上活动的，是何伟，借助语言之桨，他越来越显出融入之态。但有彼得·海斯勒，何伟所体会到的不适、愤怒与疼痛，都有了回弹的方向。一个负责感受，一个负责判断、理解与消化。而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所谓习焉不察的那部分，恰恰就来自何伟给彼得·海斯勒的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