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走进那家贩卖奇石和玉雕的小店时，一座玉雕帆船在他们身边倒地摔碎。店员说这是因为他朋友的“衣服把它扫下来了”，但何伟“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个事先下好的套”。

　　何伟本名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第一任驻华记者，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他先后写出了《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三本书，在很多人看来，他是近年来报道中国故事最独到也最成功之人。

　　他早就听说过类似碰瓷的故事，“有的古董商店自己把花瓶砸碎，然后怪罪于顾客。”但事到临头，他也只能赔钱了事，掏出50元塞给店员，便和朋友匆匆离去，他们一口气开出去很远，才在一处路边茶铺停下，大口喝着茶，“平复自己的神经”。而事后何伟想来，破碎的玉雕应该是山寨货，否则50岂能打发？

　　2011年他离开中国，远赴阿拉伯世界，直到今年前不久，他在过去若干年里为《纽约客》撰写的24篇文章(其中16篇关于中国)，在做了部分删节后，才得以集结在中国内地出版。

　　何伟将书名定为《奇石》，这也是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正是从那次令他记忆犹新的碰瓷事件写起。他坚持认为“奇石”富有某种寓意，他说：“中国就像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

　　“我们自以为熟悉这个国家，被他一写，才意识到并非如此，我们自以为熟悉，却漠视了很多。”著名文化学者止庵说。

　　“了解这个国度的每一个表情”

　　何伟的中国缘，始于1996年。

　　那一年，他这个美国密苏里州青年刚刚从牛津大学拿到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一心要当一个作家。这一年美国“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招募志愿者，派往中国等地支教，何伟立即报名参加。

　　多年后，在《奇石》一书里，他坦言，自己加入这个组织，并非真的想成为一名心怀理想改造世界的志愿者，而是“我需要时间用于写作。”

　　然后他被派往中国川江边的一座小城涪陵，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支教生活。在他看来，和平队的手册里没什么好玩意儿，“美国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相当古板——有的国家需要拯救，有的国家需要害怕。”同时他也感慨“中国政府同样如此，他们的宣传丝毫没有幽默感。”

　　涪陵这样的中部小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是何伟眼中的“偏僻地区”。和他一起来华的和平队队员，大多在类似的地方，很快陷入局部琐碎的“偏僻”生活里，很少与和平队联系，只是偶尔从其官网上下载一些课程方面的要求，比如“绿色英语运动”。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和平队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志愿者将环保主题融入教学活动中。这样的主题在当下看来很寻常，但在当年，则显得突兀。那是一个刚刚在市场经济加速飞奔的年份，人们更热衷谈论致富的技巧等实用话题，而环保，没人真的在乎。

　　当何伟的一个同伴“审慎”地组织了一场题为“乱丢垃圾是好还是坏”的辩论时，一下子全班分成两派，一部分学生群情激奋地说，很多中国人从事的职业就是捡拾垃圾，如果没有了垃圾，他们肯定会失业。

　　多年后，何伟依旧很感慨，他觉得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一个人，“只是改变的结果不一定符合你的预期”。对死硬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工作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大多干到最后便沮丧不已。实用主义者可以坚持到最后，明智的人还给自己的每一天都确定了细小的目标：“学一个中文词组，或者教会求知若渴的学生一首诗歌。”长远的目标统统被抛到了一边。而何伟似乎不属于这两者。

　　在涪陵，“何伟”真正诞生了。当地人帮他取了这个中文名，“何”是涪陵大姓，而“伟”则被他们视为“是个不错的汉字”。何伟很乐意这样能更拉近与当地人的关系，他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入乡随俗”。在涪陵两年，何伟完成了《江城》。

　　资深媒体人陆晖受邀参加了前不久有关《奇石》的一场新书研讨会，他说，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何伟在最开始写《江城》的时候，文本很粗糙，因为他当时作为和平队的队员在涪陵做英文老师，还没有成为职业作家。后来成为《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他明显有一个磨砺的过程，写作越来越纯熟、越来越精致。

　　2003年何伟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重返涪陵，之后写下《永沉江底》一文，文中恰到好处地呈现出陆晖所言的那份“纯熟”和“精致”。这篇文章看起来像是他久别重逢的私人游记，其实他试图在漫不经心的笔调之后，呈现他对三峡工程与沿岸居民生活关系的思考和观察。这一年6月1日，长江三峡大坝已经合龙，以西400公里以内、海拔135米以下的数千城镇消失在水面以下，数百万人口迁移。

　　6月8日大雨，傍晚7点零8分，何伟看到一处江边民居的砖头已经被淹没了一半，大人们忙着往上搬家，最小的女孩坐在南瓜地里的桌子边静静抄写着课文：“春雨绵绵下，出门看桃花。”12分钟后，一个年轻人逮了几只从上涨的江水里逃出来的黑蝎子，“平时很难抓到。”年轻人说，这东西有毒，但可以入药。一百元一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