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荷马史诗的解释传统源远流长。有专门从事从诗中挖掘“寓意”者，擅长将篇中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转码”为抽象的概念。桑兹于此派叙述详尽，引证的材料非常丰富。既有广为人知的资料，也会引用相对偏僻的作家。比如西元前五世纪的哲学家阿那克萨革拉（Anaxagoras of Clazomanae）是最早开掘史诗寓意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荷马诗中所描写的阿波罗的箭矢，代表的就是日光，而奥德修斯之妻珀涅罗珀（Penelope）的纺线，实际上暗喻逻辑论辩之法则。他的“解码”工作具体入微，甚至认为纺线的经线相当于逻辑论证的前提，纬线则为结论，而珀涅罗珀手持的火炬则意指理性（中译本51-52页，下同）。这样一来，奥德修斯忠贞的妻子在纺机上劳作，就暗喻思想的编织和思路的运行。另外，桑兹还提到西元前四世纪的左伊鲁斯（Zolus of Amphipolis），此人对荷马史诗曾有非常苛刻的批评。比如他讥笑阿波罗将瘟疫降在希腊军营时，用箭矢先射的居然是牲畜。又挖苦宙斯的无能，竟然要用天平来衡量凡人的命运。他还像柏拉图一样，瞧不起泪腺格外发达的希腊武士（以上俱见122-123页）。总之，这位左伊鲁斯对荷马十分的不敬，除了挖苦，还是挖苦。我发现，在近人研究荷马史诗阐释的文献中，纺线的深微意思以及左伊鲁斯这些“酷评”（残酷之“酷”），很少为人引述，普氏在自己的书里于此二人也只是一笔带过（比如第70页）。所以，若要详细了解荷马史诗的注释传统，不看专书的话，桑兹的论述要比今人很多的文章包含更多有用、而且有趣的材料。

　　再举一例。对亚历山大城古代图书馆的来历，以及藏书的命运，桑兹介绍得十分详尽（124-127页）。对传说中那场将数十万卷藏书化为灰烬的大火，他也做了多方考证。从《亚历山大利亚战记》的描述（公元前一世纪），到哲学家塞涅卡的说法，一直到五世纪早期的史学家俄若修斯（Osorius）的记载，桑兹都详细开列出来。他最后得出结论，整个图书馆的藏书毁于一场大火，这不过是传闻而已。同样论述这个题目，普氏的叙述则非常简略（见其书236页）。所以，读者若要获得有关西方古代图书馆的基本知识，不看相关的专著，那桑兹这几页已足够精准扎实了。

　　普氏以希腊化时代专门名家，对公元前四世纪到前一世纪的希腊文献研究，要比桑兹更加专精。普氏的学术史上卷止于希腊化时代，实质上是一部希腊文语文学的历史。可是桑兹的胃口要大许多。因为他致力于作一部全史，所以必须包罗万象，凡与广义的“学术”有关联者，事无巨细，照单全收。而且桑兹口味也不挑剔，把语文学技术含量偏低的拉丁文献也全部纳入，所以《学术史》第一卷也覆盖了古罗马的修辞、语法和笺注。有关基督教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中世纪里古学的保存，这些题目桑兹也尽量网罗资料，做了全面的总结。所以桑兹的《学术史》虽成书于一百多年前，但收集的材料周至赅备，在史料的占有方面实未有能超越者。

　　普氏责备桑兹一书缺乏所谓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leading idea），言下之意，桑兹的书材料虽多，仍不过是散钱失串。普氏的意见自有道理，但是桑兹是写通史，普氏是写断代史，目标不同。此外，两人对“学术”、“学术史”的理解和界定也不尽相同。桑兹对classical scholarship采用最宽泛的定义，指“对希腊、罗马的语言、文学与艺术，以及所有教育我人关乎人之本性与历史的准确研究”（中译本29页）。依这种定义，“学术”不仅涵盖一切与语言文字相关的材料，还带有英国绅士重修养、修身的意味（第一章第一句就有self-culture一词）。而普氏所承袭的是注重专精的传统，他将古典学术史的源头直溯到亚历山大城兴起的以校雠、训诂、舆地、制度为研究核心的古学家，而且认为这一传统乃是西方语文学最纯净的源头。所以桑兹更像是博洽多闻的博雅之士，凡涉及古学的题目都津津乐道，不复区分文学史、批评史、语言史、金石学、书籍史等等。而普氏则是崇尚专精的考据家，覃思于校勘、训诂、音韵这些小学，对不甚“学术”的学问分支（如哲学、诗学）便不下一语。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两人对古人的处理。凡属于文学批评的篇什，桑兹都不肯错过。柏拉图的文艺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些话题因为涉及古人对经典的评判（希腊文kritikos指对作品能够论断、品鉴的专家），所以也被纳入广义的学术史加以评述。而再看普氏，在第一部第三章（57-84页）讨论雅典哲人，对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对虚构文学的攻击，他只一笔带过，不愿浪费精力（58页）。相反，对《克拉底鲁》（Cratylus）这篇讨论语言学、语言起源的柏拉图对话，因与语文学直接相关，他就详细论述（59-64页）。这是桑兹详而普氏略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