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古典学家桑兹（John Edwin Sandys, 1844-1922）于一百年前撰写的三卷本《西方古典学术史》，由张治翻译，中译本第一卷已于2010年10月出版。报章上陆续刊登了一些书评、书讯，但大都简略，对中译本的特色也语焉不详。笔者不揣谫陋，想就桑兹这部大书（以下简称《学术史》）以及张治的译笔稍作具体的评述，希望能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

　　桑兹的贡献

　　桑兹的生平著述，译者张治在后记中已有介绍，兹不赘述。偶然发现的其他材料，补记于此。最近，蒙友人周运相告，英国古典学家格罗佛（T. R. Glover）在《剑桥忆往》（Cambridge Retrospect，1943年）一书中，用了相当篇幅回忆当年的老师桑兹。翻开这本薄薄的小书，发现桑兹当年由首相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 1852-1928）提名，被册封为爵士，正是凭借这部巨著（46页）。桑兹曾校勘、笺注古籍多部，但最为人推重的还是这套《学术史》。他在1922年去世之后，友人在剑桥一教堂中为他立铜匾，用几行拉丁文概括其一生成就。在涉及学术贡献时，只有“撰古学史”一语（studiorum antiquorum historiam conscripsit, 51页）。从铭文可见，这部书确已成了他身后的一块丰碑。

　　在西方学界，这部《学术史》至今仍被引述，网上仍可买到最新的重印本，在西人著述中仍能发现剿袭桑兹但又不注明出处者，可见我们的约翰爵士并没有沉入历史的“忘川”，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利用价值。提到桑兹的书，自然要提到一部晚出的同名著作，这就是鲁道夫·普费佛尔（Rudolf Pfeiffer, 1889-1979）的《古典学术史》。普氏是德国学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因躲避纳粹的迫害，客居英伦，在牛津执教十余年，二战结束后方返国。他撰写的这部《古典学术史》，上卷从古代初期一直写到希腊化时代结束（公元前七世纪到前一世纪），于1968年在牛津出版。喜新厌旧是人之常情，学术亦然。常看到人们称许普氏的著作后出转精，并且诟病桑兹的芜漫庞杂。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普氏本人对桑兹的评论，于两人的异同或可得见一些端倪。 

　　普氏在前言中，对曾经勾勒古代学术风貌的前代学人都有所论列。谈到桑兹这部巨制时，花费的笔墨最多，共写了十四行。普氏先抱怨前人的学术史篇幅均短小，分量不够，然后说：

　　内容无所不包的书唯有一部，这便是J. E. 桑兹的《古典学术史》。该书分为三卷，共计1,629页。等我们读了他的小传，了解了成书过程，我们对他便不免又是钦佩，又是嫉妒。他于1900年1月1日动笔，第一卷在1903年就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06年第二版，1921年第三版），其余两卷则出版于1908年。这个三卷本还有1958年波士顿的重印本。此书虽然在很多方面有些过时，但作为一部经典著作，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后人再写学术史，必要感激这部材料丰赡、取材广泛的著作。不过，就整体而言，桑兹的著作实乃一古典学家的名录（catalogue），依年代、国家和著作划分，难称一部真正的学术史。书中缺乏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也缺乏贯通的结构。对于材料当中，何者属于朝生夕灭，何者有永久价值，则缺乏审慎的区分。（前言，第viii页）

　　普氏先礼后兵，对先贤脱帽致敬，然后就是不客气的批评。他的意见若概括来说，就是：桑兹的书，材料太多，识见太少；只可作案头翻检的工具书，但难称有远见卓识的学术史。

　　桑兹一书材料丰赡，是有目共睹的。一部一千六百多页的书，从对荷马史诗最早的校勘和赏鉴，一直写到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学的勃兴，堪比一座跨越两千五百年的长城。这座长城不是凭靠“思想”和“观点”硬撑起来的，而是由成千上万条具体的史料辛辛苦苦搭建的。读者展卷，只要读上十余页，便会惊骇于桑兹取材的广泛和穷尽（正是普氏所云“the range and thoroughness of its materials”）。这样的例子触手皆是，不能备举。我只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桑兹一书资料价值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