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西方古典学术史研究而言，国内的学者仍处于“转述、介绍”阶段，能介绍得明白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何谈深入研究？当务之急，是应该把西方主要的研究文献拿过来，明白人家到了什么程度，从而再进行研究与提高。

    在出版人周运看来，学术史就是一张地图，不同作者、不同作品在里面分别占领着省会、地级市或县级市，于是后人才可以按图索骥，什么地方都可去得。可惜，国内学人在这张地图上下的功夫不够，无论是对西方学术史的研究，还是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地图总是画得残残破破。

    转述而已，何谈研究

    周运本人酷爱西方古典学，经常会看这一类的外文书籍。偶然间，他发现国内一位十分有名的西方古典学学者的论文，几乎全部抄自一本外文书，当作访问学者的成果发表。“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别说是自己的成果嘛，直接说翻译于某某书还更为确切。”

    周运说，仅就西方古典学术史研究而言，国内的学者仍处于“转述、介绍”阶段，能介绍得明白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何谈深入研究？有些人在吹嘘，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古典学”，这就让人觉得搞笑，西方古典学就是西方古典学，何必借用各类名称？

    周运曾与北京大学的一位老师探讨，假如国内派一批学者去国外研究西方古典学，会怎么样？这位老师回答：“十有八九都得读疯喽！”因为，在国外研究西方古典学，必须过语言关，得分别掌握古希腊语、拉丁语，拉丁语在不同阶段还有不同，这样才能去阅读浩如烟海的原始手稿。在国内，同时懂这两种语言的学者都不一定有，何谈学术研究？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英译本的基础之上，向国内作了些转述而已，少有能够与国际接轨的学者。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应该把西方主要的研究文献拿过来，明白人家到了什么程度，从而再进行研究与提高。相比而言，日本这方面会好一些。前段时间，日本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今道友信的《中世哲学史》，在国际上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

    对自己的研究，也不如以前

    周运认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学术史研究，以前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再到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最近的有例如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等等。可是现在，研究状况也不如以前。

    广州的胡文辉写了一本《现代学林点将录》，他虽然只是一名媒体人，不在学术界作研究，但功夫却做得扎实，虽然书中有些缺陷，但整体而言是非常不错的。看了这本书，我们会想“学术界的人都在做什么？”这的确是让人觉得有些丢脸的事。中国缺乏做基础性工作的学者，研究、出版都跟风严重，潜下心来做系统研究的人太少了。

    学术史出版，需要及时更新

    具体谈到近日世纪文景的《西方古典学术史》，周运说，桑兹的这本书，只能算是这个领域较为重要的著作，并不是代表最新水平。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实际上是集中了西方古典学家的传记，准确来说，应该叫“西方古典学家传”，而不是“史”。作为一部参考资料，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的确非常重要，国内学者把它当成词典来用，比较合适。

    周运认为，一部真正的学术史，不仅要有翔实的材料，还应该有对史实的判断。其实，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已经被超越，目前在西方，最新的是费佛(Rudolf Pfeiffer)的《西方古典学术史》，不过因为版权原因，想看到这本书的中译本还有待时日。费佛颠覆了桑兹的许多说法，比如卡利马科斯主持古代著名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期间，编辑了120卷的独特的辞书《文化界名人及其作品概览》，这本书被称作西方第一部学术史。费佛的书中，给了卡利马科斯很多页的叙述和评价，而对桑兹只给了一页。

    同样的例子还有，比如国内目前对西方文艺复兴的学术研究，还局限在布克哈特身上，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直被认为是关于文艺复兴的最重要的著作。但实际上，目前在西方代表一个研究高峰的，是加林的《意大利哲学史》。布克哈特的研究侧重文学、音乐等文化史方面，加林的研究则是从哲学流派开始，而哲学正是文艺复兴最为关键的因素。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历史学家的评价会发生变化，在不同时期，对某人的评价会不同。因此，学术史类图书的出版，也应该跟上最新的步伐，就像地图也需要更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