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写作者，难道还有比澄清自己不是“捐班”更重要、更紧迫的事情吗？
　　该为邵洵美庆幸。幸好他在狱中遇到了文学同行贾植芳，而贾植芳先生历来又以坦诚、正直、豪爽而著称———可以相信，正是在几个月的接触中，邵洵美感到贾先生是可信之人，才会与之恳谈，予以拜托。许多年后，贾先生写出了这些，他没有辜负邵洵美的委托。模糊的历史场景，扭曲变形的人与事，由此变得清晰而恢复常态。
　　
五
    这些日子，翻阅邵洵美的《时代讲话》（《邵洵美作品集》第二辑之一种）的校样，我不时想到贾先生转述的邵洵美的第二个委托。这是从未听到过的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声音，却依稀让人可以听出委屈、无奈与可怜。好在，这种感觉随着阅读的延伸渐渐淡去。因为，一本《时代讲话》，将邵洵美当年不为人知的另外一个写作领域———时论———的成果，集中呈现在我们面前。
　　当年邵洵美发表时论，大多署以“郭明”等笔名，因此很少有人知晓它们出自这位“新月派诗人”、出版家之手。这些年，在女儿邵绡红等人的细心而执着的打捞下，它们终于浮出水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时评家的邵洵美。可以说，行至此时，时评与诗歌、散文、翻译等作品一起，才构成了这位作家的写作全貌。
　　议论时政，实为“五四”以来现代文人的传统，邵洵美是这一传统中的一员。在从事文学创作及编辑《新月》、《诗刊》等文学刊物之外，时政也在他的视野之内，诸多现实话题，成为他的议论针砭的对象。
　　邵询美的《时代》画报创办于1929年，此时，TIME（《时代》）周刊已在美国获得成功，邵洵美将画刊取名为《时代》是否有意借鉴于此，不得而知，但《时代》画报贴近于新闻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尝试，这里也成为他最初议论时政的主要平台。由此而后，从《时代》画报，到《论语》杂志以及中、英文姊妹刊物《自由谭》（英文版名为Candid Comment），邵洵美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新闻职责，他力图让一位诗人的敏感，帮助自己参与到时事的辨析之中，他的身上体现着一个文人的现实精神。《时代讲话》中的作品，首篇《容忍的罪恶》发表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东北之后；末篇《明朝浴》发表于1949年时代转换之际，写作时间跨度近二十年。二十年间，中国乃至世界发生的诸多事件，几乎都在邵洵美的观察与议论之列。在当年知识分子议政的潮流中，邵洵美虽不像邹韬奋、储安平等一些著名时论家那样耀眼，他却以自己的方式发出了个人的声音，这声音早已融进历史的交响。现在，邵绡红女士将这本时论集命名为《时代讲话》，表达的正是她对父亲另外一种声音的理解与尊重，她让读者得以有机会听到半个多世纪之前一位诗人兼出版家的“时代讲话”，让我们看到历史远景中我们从不知道的另一个邵洵美。
　　
六
    关于时论的写作价值，邵洵美自己这样说过：
　　要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政治及社会状况等，每每注意到那个时代所有发表的言论。一个时代的言论，有时简直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历史。所谓“言论”，当然范围极广：象征的或抒情的如诗；寄托的或叙述的如文；冠冕的或形式的如公事文件；通俗的或片断的如民间歌谣的征集，时人言行的记录……不论积极或消极，它们都正面地或是反面地显示着人类被当时的一切所引起的心理反映。（《论语》“你的话”专栏小序）
　　说得真好。邵洵美当年撰写时论时，不知自己是否意识到，当后人如我者，重新阅读这些时论时油然而生一番感慨：他所议论的现实已成过往，而他的笔留存了历史。如他上面所论，这历史，既是随时间编年而记录下的时政的演变脉络，更是一个作者与现实的心理对应关系，两相映衬，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一个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状态。从这一角度来说，《时代讲话》既是历史读本，也是颇具个人化的读本。
　　一位时论家之所以关注现实，就在于有热情，有担当，在与当政者的对应关系中，始终保持独立思考的姿态，尽量用自己独有的语言方式来表达个人观点。所谓时论，无论内政或者外交都在审视、议论范畴，没有这些内容，恐怕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时论。写作时论的邵洵美，涉猎广泛，论题或深或浅，均与国内外大事相关。对于他，在时局动荡不宁的日子里，重要的不是议论是否全面、深刻或者激烈尖锐，而在于个人能否拥有一种自我言说的权利。他在《爱国不是投机，爱国不是反动》中，以非同寻常的激动，明确表达每个人都有诉求爱国、谈论国事的权利：
　　在一本文学刊物上，我读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说：“目前的报章杂志里，充满了爱国的热烈的文字，这里面一定有许多投机分子，乘机来讨好读者。”这一位编者又说：“这种投机分子，不配写爱国的文字。”
　　……“绝对言论自由”的奢望，我们也早已几乎放弃了：奸淫盗贼，我们已不大敢斥骂；卑鄙龌龊，我们已不大敢指摘。但是最低限度的“爱国”是非讲不可的。指导言论当然是当局的责任，但是摧残言论乃是当局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