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文学活动家邵洵美系列作品第一辑五卷本:诗歌卷《花一般的罪恶》、随笔卷《不能说谎的职业》、艺文闲话《一个人的谈话》、小说卷《贵族区》、回忆录《儒林新史》，由邵洵美的家人编选。邵洵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唯美派诗歌的主将，狮吼社、中国笔会等诸多团体的重要成员。我先读了《花一般的罪恶》，从他的诗中找到了一把读懂他的钥匙。

    我读《花一般的罪恶》，常在早晨醒来或晚上睡前，在这样的时间段里听得见诗人的脉动与呼吸。“我始终相信柯勒立治的这句话:‘诗是最好的字眼在最好的秩序里’。一个真正的诗人一定要有他自己‘最好的秩序’。”(见《花一般的罪恶》自序)邵洵美的诗确有一种秩序之美，还有一种格调美，《昨日的园子》、《五月》、《颓加荡的爱》、《Z的笑》、《季候》……其中无不体现出秩序与格调。有的诗如果谱上曲，在今天可能还会广为流传:

    “我敬重你，女人，我敬重你正像/我敬重一首唐人的小诗——/你用温润的平声干脆的仄声，/来捆缚住我的一句一字。/我疑心你，女人，我疑心你正像/我疑心一弯灿烂的天虹——/我不知道你的脸红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另外一个热梦。”——《女人》

    在一首令他的挚友徐志摩最喜欢的《春》中，他咏道:“啊这时的花香总带着肉气，/不说话的雨丝也含着淫意；/沐浴恨见自己的罪的肌肤，/啊身上的绯红怎能擦掉去？”在另一首《甜蜜梦》中，诗人格外意味深长:“啊，玫瑰色，象牙色的一床，/这种甜蜜梦，害我魂忙；/我是个罪恶底忠实信徒:/我想看思凡的尼姑卸装。”我发现他的诗中，“甜蜜”与“罪恶”时常交替出现，有时同时出现，他的诗紧贴现实生活，表面看，“大多在表现近代人对爱欲的颂歌，显出人生的享乐”，实际体现了狮吼社鲜明的诗歌主张:“寄叛逆于放荡颓废，以唯美感伤的风格背弃和冲击数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读他的诗感觉得到诗人的骨性，及笔下的幽默与辛辣:“啊我们像是荒山上的三朵野花，/我们不让人种在盆里插在瓶里；/我们从澜泥里来仍向澜泥里去，/我们的希望便是永久在澜泥里。”他是泰然自若的，即便是一些抒发内心烦闷的小诗，也决不虚伪、退缩。

    诗人也有直接揭露时弊的诗，在一首《上海的灵魂》里，他嘲讽道:“啊，我站在这七层的楼顶，/上面是不可攀登的天庭；/下面是汽车，电线，跑马厅，/舞台的前面，娼妓的后形；/啊，这些便是都会的精神；/啊，这些便是上海的灵魂。”另有一首《游击歌》刊登在他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合办的抗战刊物《自由谭》月刊创刊号上:“时季一变阵图改，/军装全换老布衫；/让他们空放炮弹空欢喜，/钻进了一个空城像口新棺材。”这期创刊号问世后，香港《大公报》曾给予它高度的评价。

    我从艺文闲话《一个人的谈话》里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花一般的罪恶》当年问世后毁誉备至，“有的批评者甚至将道德礼义来做了批评的工具。”有位孔先生读了《Z的笑》中“啊你蛇腰上的曲线已露着爱我的爱了”一句后，不知听谁说腰上的曲线只有一条，便向邵洵美发难:“‘曲线’怎么就可以‘露着爱我的爱’了？”邵洵美回敬道:“假使诗而要处处依了科学，那么，我想诗者至多不过是科学的方式或定义而已。其实这恐怕是孔先生头脑太狭隘的缘故。”

    邵洵美被人们称作唯美主义者。有人说:“唯美主义者是革命者。”读了邵洵美的诗，我完全理解了这句话。

二
    邵洵美生于1906年，逝于1968年，浙江余姚人，清末高官后代。长相酷似徐志摩，被人称作“美男子”。他以诗而为人所知。知友徐志摩、郁达夫、沈从文、夏衍、陈梦家等人对他的诗都有过诸多赞誉与评价，妻子盛佩玉更爱读他的诗，将他的一首定情诗《白绒线马甲》一直保存到生命最后。与当时中国的许多新青年一样，邵洵美曾受过郭沫若等人的新诗的影响，感到“一种新的力量在蠕动”，但是他嫌它们太散文化了。后来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他在意大利拿波里的博物院里，从一张壁画的残片上发现了古希腊女诗人莎茀的神丽，转而觅到了一部她的全诗的英译，又从她的诗格里得到启示，从此怀抱了个创造新诗格的痴望”(据盛佩玉的回忆《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而开始了自己的“诗的行程”。在欧洲，他结交了不少良师益友，其中有英国近代诗人史文朋，从史文朋又认识了先拉斐尔派一群，又从他们那里接触到王尔德、波特莱尔、魏尔伦等唯美主义作家。留学期间，他暑期住在巴黎。在巴黎画院，他结识了徐悲鸿、张道藩等人，并加入由他们发起的中国留学生艺术联谊性组织“天狗会”，拓宽了艺术眼界。后来家中因故召他回国，学业还没有完成，他就告别了师友回到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