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2岁的邵洵美成为狮吼社的主要成员，主持社务后创办了《狮吼》月刊。1928年，在办《狮吼》的同时，他用祖上留下的遗产创办了金屋书店及《金屋》月刊。金屋书店的作者阵容可谓强大！他自己也亲自写撰文、翻译、评介。金屋书店先后出版了几十种书，小说、理论、诗歌、译著，多具唯美色彩。1929年，徐志摩创办的新月书店负债累累，难以维持，邵洵美应邀加盟并给予了经济上的鼎力支持，将书店接办下去，并与徐志摩、林语堂等人将《新月》月刊编下去。1930年，徐志摩领衔办《诗刊》时，邵洵美直接参与了刊物的编辑工作。1932年，邵洵美索性接办了上海时代图书公司，一些如雷贯耳的重要刊物从他的手中一一问世:《时代画报》、《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时代漫画》、《万象画报》、《时代电影》、《声色画报》、《文学时代》、英文版《直言评论》，以及“新诗库丛书”、“论语丛书”、“自传丛书”等等，其影响延续至今。《论语》问世后立即成为一本畅销杂志，还在文学史上创下了一个流派:论语派。《论语》创办前后长达十七年半，因其幽默、讽刺、俏皮、滑稽的风格和战斗力，一度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抗战胜利后，《论语》复刊。1949年5月，它再次被国民党当局令停……

    邵洵美搞出版总是亏本，用他的妻子盛佩玉的话说，是“没有进帐只有出帐”。他开支大，朋友多，为人慷慨大方，有“小孟尝君”的美誉，经常“感情用事”，资金周转不灵，只好在银行透支，也时常要靠借债、典当才能将出版事业和家庭生活维持下去。为了从国外购买设备，他卖掉了房产，买回的设备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抗战中，诗人、出版家邵洵美也是一个战士。1937年11月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与人出了《抗日快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七·七事变”后，他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合办了宣传抗日的刊物《自由谭》，寄情于方寸之间，体现了中国人的气节。战乱中，有多少人在受苦受难，邵洵美和家人也不例外。“他是埋头苦干，自己编辑，他没有找到群众力量，又不找组织，但也无组织来找他，也无群众来看他。日本人容不了他还在自由发挥，故下了命令要暗杀他。”(据盛佩玉的回忆《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为避暗杀他躲到了项美丽家，又协助翻译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在自己编辑的英文版《直言评论》上发表，并为之秘密出版单行本。他不是左翼作家，且与左翼作家有过摩擦，受到过鲁迅的批评；鲁迅批评他的文章甚至还上了今天的高中课本。但是他帮助过左翼文人，夏衍、丁玲等人都得到过他的无私资助……

    1945年，抗战胜利了，“时代”的牌子又挂起来了。为了购买设备，邵洵美去了美国。此后，《论语》复刊、帮助政府承印公债、解放军进入上海后为迎接新时代印新书、解放后为响应国家新闻总署的动员将设备卖给国家印刷《人民画报》，并亲自运送机器上北京……

    为了给自己找到一份工作，他索性将家搬到了北京。后来，又怅然搬回上海。为了生存，他竟办起了一个化工社，生产石炭酸供应市场，很快就不行了。生活窘迫时，只能卖自己所珍藏的邮票。所幸，他又有了译介世界名著的机会，先后翻译了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侦探案》、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以及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两姊妹》和《四章书》，等等。然而，1958年，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被捕了，在上海看守所被审查了三年，最后无罪释放。1985年，才得到了平反昭雪，但这时，他已经离世多年了。

    邵洵美死于“文革”中。“他的一生遭遇坎坷多变，在动荡的岁月中又受疾病的折磨，真是悲惨伤心。走时仪容极端庄，就像睡着了一样。”(据盛佩玉的回忆《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

    诗人生前生后，遭遇过一些不甚公正的评价。对此，他似乎生前就已经坦然，曾咏道:“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你以为我是什么人》，见《花一般的罪恶》)在《花一般的罪恶》中还有一首《洵美的梦》，这首诗于1936年发表在《诗刊》创刊号上:“……我轻轻走进/一座森林，我是来过的，这已是/天堂的边沿，地狱的中心。/我又见到我曾经吻过的树枝，/曾经坐过的草和躺过的光阴……”这首诗让他的家人对他倍添怀念，也让读诗的我深深黯然，并再一次被他的优美诗句打动。从读他的诗，到读他的随笔、文艺理论、小说、回忆录，这个夏天我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