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人的大起大落乃至命运的不可预测性，留给后人的感触总有相近相似之处

    无缘见到邵洵美先生。潦倒落寞的他，在承受了牢狱折磨和“文革”震慑的一连串磨难后，一九六八年便告别了这个世界。十年后，当我一九七七年有幸参加高考走进复旦大学时，上海哪里还能见到他的身影？最初的文学教科书里，也难寻他的名字。读他的作品，是在后来；知道他的故事，主要借助于他的同时代人的回忆。不同的人，不同的讲述，一个人的命运，泼墨而成一片五色斑斓：美妙、飘逸、传奇、委屈、感伤、悲凉…… 

    同时代人笔下的邵洵美 

    我所交往过的文化老人中，唐瑜、马国亮、黄苗子、丁聪等先生，都与邵洵美熟悉。早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他们与邵洵美相交往，一起活跃在上海文化圈。年龄上邵洵美比他们大不了多少，文坛辈分却算得上他们的前辈，编辑文艺刊物，则是既合作，又竞争。丁聪先生曾对我这样说过：“当时上海有两个画报系统，良友出版公司属于广东帮，有《良友画报》等好几个刊物。时代图书公司属于上海帮，有张光宇、鲁少飞、叶浅予，以漫画家为主，邵洵美做老板，刊物有《上海漫画》、《时代漫画》、林语堂的《论语》等。” 

    丁聪、黄苗子虽在“良友系”工作，却与“时代系”的关系也颇为密切。譬如黄苗子先生，谈到邵洵美，他总是怀着感激与敬重。一九二九年，他在香港还是中学生，向叶浅予主编的《上海漫画》投稿并获采用。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激励，两年之后，他与父母不辞而别，只身来到上海，随后成为文化圈的一员。在他的记忆中，邵洵美爽快而慷慨，既有才识，又有财力，引进世界上最新印刷机，用上好纸张，装点出上海期刊出版的一片美丽亮色。 

    丁聪不止一次在聚会中兴致勃勃地回忆一件往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邵洵美拥有中国最好的一套彩色印刷设备，时代变迁，他已不再可能拓展业务，遂决定出让设备。丁聪时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他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与邵洵美洽谈转让事宜。丁聪印象中，走进新时代的邵洵美，早已没有了以往的潇洒和飘逸，曾被鲁迅讽刺和批评过的他，似乎预感到自己迟早将被新时代抛弃的结局，显得落寞，甚或有些焦虑。他已经不再可能从事出版，这套设备没有了用武之地。他与丁聪没有讨价还价，以不高的甚至相对低的价格，让丁聪把这套设备运回北京，交由《人民画报》使用。丁聪说，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邵洵美。 

    知道邵洵美后来的行状，是读了恩师贾植芳的回忆文章《我的难友邵洵美》。“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是贾先生一九五○年第一次见到邵洵美时留下的印象。这一年，也是邵洵美把最好的印刷设备忍痛割爱之际。落拓不羁，泰然自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与丁聪记忆有所差异的另一种状态。 

    状态虽有不同，一个文人的大起大落乃至命运的不可预测性，留给后人的感触总有相近相似之处。黄永玉先生虽没有见过邵洵美，却对其人生旅程的辉煌与悲怆有一种透彻的感悟，为此，几年前他还特地写过一首短诗：《像文化那样忧伤——献给邵洵美先生》： 

    下雨的石板路上 

    谁踩碎一只蝴蝶？ 

    再也捡拾不起的斑斓……

    生命的残渣紧咬我的心。 

    告诉我， 

    那狠心的脚走在哪里了？ 

    …… 

    不敢想 

    另一只在家等它的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