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了邵洵美先生的几部创作文集之后，上海书店决定接着再出版一本他的文学翻译集，这无疑是件极值得赞誉之举，用句老话来说是给子孙积德了。我翻看了已出的那几本集子之后，就已经觉得洵美先生虽是富家子弟，但是精力过人，办刊物、开出版社，自己写文章，而且还能挤出时间泡咖啡馆与充当沙龙主人，“劳动强度”比我这样的凡人要高得多了。这次在综览了他的译作之后，更是对他的辛勤劳作与翻译水平钦佩不已。单是雪莱、拜伦的长诗，就有好几部。何况还有像《玛丽·巴顿》、《四章书》那样的文学名著呢。而且他不单是外译中，还能中译外。他早在1938年就与杨刚等人合作，将《论持久战》译成英语，秘密发行。并且为了替中国人争回脸面，曾向英国诗人W.H.奥登表示中国绝非没有抗战民谣。为此他先向奥登提供了自己用英语写成的“民歌”《游击队歌》，然后又“回译”成中文，真能算是才子与性情中人了。他为了好玩，曾尝试用苏白翻译当时的美国畅销小说Anita Loos的Gentlemen Prefer Blondes，书名译成《碧眼儿日记》。第一句便是：“巴黎是好得来。陶老三（Dorothy）昨日搭奴一淘到仔巴黎哉，真正好得来。法国人实头好得来。”（此书后被改摄为电影，由玛丽莲·梦露主演。她扭臀行进的后影不但让影片中的老色鬼一饱眼福，也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邵先生早期的译品不少未见结尾，固然因为他兴趣太广，也可能与当时的刊物命途多舛，不能善始善终有关。像鲁迅上世纪三十年代时创办的老《译文》，也曾因经济与出版社合作上的原因而停办过，复刊不久后又再度停办。

　　洵美先生翻译上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对英国浪漫主义诗剧移译这一方面，我因精力实在有限，这方面的译作读得不多。但是据热爱外国诗歌并读过不少译诗的赵毅衡先生的评价，认为邵先生的“译笔华美而熨帖，才气纵横”。又说我国的译诗，以“北查（良铮）南邵”质量最高。当然，中国优秀的译诗家绝非仅限于这二家，但是查、邵二位肯定位列其中。毅衡的说法大致上是不错的。

　　我虽然出生于上海，但成年后即北上，未能与洵美先生同时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因而无缘识荆。1957、1958年我当小编辑时，曾慕名向他约译过几个短篇，包括欧斯金·考德威尔的短篇小说与杰克·伦敦写的两段回忆录，也因此曾与邵先生通过几次信。光是那一手钢笔字便很遒劲俊秀，极有个性。从他当时交来的译稿看，他对原文理解准确，文笔优美，完全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洵美先生从中译英亦有佳作。如沈从文《边城》中的精彩章节《翠翠》，便曾由他与项美丽合作译出，比开国后所出的英文全译本早了许多年。

　　最近又从绡红女士转来的材料中知道，洵美先生曾在1934年的《人言周刊》上发表的《谈翻译》一文中简洁地表达了他的翻译主张，这些主张至今都为绝大多数的译者遵循沿用，可见还是切实可行的。洵美先生在那篇文章中既反对“宁曲毋硬，也不赞成“宁硬毋曲”，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运用两国文字的文学工作，缺一不可。所以第一个条件应当是对于原作的文字要有彻底了解的修养；同时对于译文的文字要有充分运用的才能。知道了原作的一句话或是一个字的正确解释，力量与神韵；同时又知道了怎样用另一种文字去表现时，什么‘意译’、‘直译’、‘硬译’等问题便根本不值得讨论了”。洵美先生晚期的翻译，之所以能成为较精美的艺术品，是与他这样的公允持论分不开的。顺便在这里插上一句，洵美先生之所以能在建国后认真译介了几部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都是在夏衍先生宅心仁厚的关照下做出的。设若这样较宽松的政策后来还能一直沿袭，使“大气候”能保持风调雨顺，那么，我们外国文学工作的成果还不知会是何等样的璀璨灿烂呢。

　　这篇介绍文章本是应该由方平先生来写的。他是洵美先生的女婿，本身又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尤其是译诗家，可惜方平已于几年前离世。我虽非恰当人选，但一向钦佩邵先生的才华，对他晚年的不幸遭遇尤感惋惜，而且也不忍心违拂邵先生家人的殷切嘱托，只能在这里泛泛说上几句再肤浅不过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