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缘见到邵洵美先生。潦倒落寞的他，在承受了牢狱折磨和“文革”震慑的一连串磨难后，1968年告别了这个世界。十年后，当我1977年有幸参加高考走进复旦大学时，上海哪里还能见到他的身影？最初的文学教科书里，也难寻他的名字。读他的作品，是在后来；知道他的故事，主要借助于他的同时代人的回忆。不同的人，不同的讲述，一个人的命运，泼墨而成一片五色斑斓：美妙、飘逸、传奇、委屈、感伤、悲凉……

二
    我所交往过的文化老人中，唐瑜、马国亮、黄苗子、丁聪等先生，都与邵洵美熟悉。早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他们与邵洵美相交往，一起活跃在上海文化圈。年龄上邵洵美比他们大不了多少，文坛辈分却算得上他们的前辈，编辑文艺刊物，则是既合作，又竞争。丁聪先生曾对我这样说过：“当时上海有两个画报系统，良友出版公司属于广东帮，有《良友画报》等好几个刊物。时代图书公司属于上海帮，有张光宇、鲁少飞、叶浅予，以漫画家为主，邵洵美做老板，刊物有《上海漫画》、《时代漫画》、林语堂的《论语》等。”
　　丁聪、黄苗子虽在“良友系”工作，却与“时代系”的关系也颇为密切。譬如黄苗子先生，谈到邵洵美，他总是怀着感激与敬重。1929年，他在香港还是中学生，向叶浅予主编的《上海漫画》投稿并获采用。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激励，两年之后，他与父母不辞而别，只身来到上海，随后成为文化圈的一员。在他的记忆中，邵洵美爽快而慷慨，既有才识，又有财力，引进世界上最新印刷机，用上好纸张，装点出上海期刊出版的一片美丽亮色。丁聪不止一次在聚会中兴致勃勃地回忆一件往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邵洵美拥有中国最好的一套彩色印刷设备，时代变迁，他已不再可能拓展业务，遂决定出让设备。丁聪时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他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与邵洵美洽谈转让事宜。丁聪印象中，走进新时代的邵洵美，早已没有了以往的潇洒和飘逸，曾被鲁迅讽刺和批评过的他，似乎预感到自己迟早将被新时代抛弃的结局，显得落寞，甚或有些焦虑。他已经不再可能从事出版，这套设备没有了用武之地。他与丁聪没有讨价还价，以不高的甚至相对低的价格，让丁聪把这套设备运回北京，交由《人民画报》使用。丁聪说，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邵洵美。

三
    知道邵洵美后来的行状，是读了恩师贾植芳先生的回忆文章《我的难友邵洵美》。“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是贾先生1950年第一次见到邵洵美时留下的印象。这一年，也是邵洵美把最好的印刷设备忍痛割爱之际。落拓不羁，泰然自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与丁聪记忆有所差异的另一种状态。
　　状态虽有不同，一个文人的大起大落乃至命运的不可预测性，留给后人的感触总有相近相似之处。黄永玉先生虽没有见过邵洵美，却对其人生旅程的辉煌与悲怆有一种透彻的感悟，为此，几年前他还特地写过一首短诗：《像文化那样忧伤——献给邵洵美先生》：
　　下雨的石板路上谁踩碎一只蝴蝶？再也捡拾不起的斑斓……生命的残渣紧咬我的心。告诉我，那狠心的脚走在哪里了？……不敢想另一只在家等它的蝴蝶……在诗中，黄永玉以一个艺术家的体验，将邵洵美由盛及衰的文化使命，浓缩为一个凄美的词汇——“忧伤”。
　　
四
    在描述邵洵美的文章中，最感人、最具有历史冲击力的，莫过于贾先生的《我的难友邵洵美》。读过不止一遍，每一次读之，心中都有无限感慨满溢而出。
　　邵洵美在狱中闲谈时对贾先生的两个叮嘱，尤令人难忘。贾先生写到，五十年代末他与邵洵美在狱中同囚一室，邵洵美怕自己来日无多，希望贾先生日后如有机会，一定替他说明两件事：一、1933年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时，由他出面宴请并花费四十六块银元，出席者有鲁迅、林语堂、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但在公开报道中，他的名字未被提及。二、他的文章均由自己亲自执笔，而非鲁迅所批评的是请人捉刀代笔。
　　两件事情均与鲁迅相关。由此可见，在邵洵美心中，三十年代初期他与鲁迅之间发生的隔阂、争论，一直是无法释然的一个心结。哪怕穷困潦倒，身处逆境，耿耿于怀的仍是这两件陈年往事，而此时，鲁迅已去世二十多年。
　　可以理解他的这一心理纠结。尽管与鲁迅有过争论，他却并非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与鲁迅“老死不相往来”。相反，当时的文坛，文人之间一方面可以在刊物上公开而平等地互相争论、批评乃至讽刺挖苦，现实生活中却又并不一定都是仇人。邵洵美要澄清的第一件事，还原出当年上海一个真实的文化氛围。
　　在我看来，第二点误会的澄清，对于邵洵美本人更为重要。
　　邵洵美这样对贾先生说：“还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写的，这真是天大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