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就其表达了希腊文化传统的雄心壮志而言，它是诗；就其被当做实际事件的叙述而言，它是历史。这正是自雅典至今对荷马的学习从未间断的原因。桑兹没有讨论荷马是谁，也没有讨论《荷马史诗》的内容，而是记述了荷马如何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希罗多德的“历史”、色诺芬的“回忆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中。桑兹假定读者已经熟悉了《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作品，其中的情节与人物都已装在读者心里了，他把荷马史诗当做人类精神产品的早期形式看待，在这里 “史”和“诗”是融为一体的。“诗”代表着人类知识的想象性，“史”代表着人类知识的客观性，两者都是真实的。“诗”所要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史”所要描述的是已然发生的事，“史诗”代表着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统一。从桑兹的叙事方式中我们也可见出：他写作《古典学术史》是以人类的精神创造物在历史中的传承为线索的，通过考察“创造物”的变化，研究人类文化的创造过程，这是桑兹的史学方法论。
 
    语言是活生生的，它是人类创造的符号系统，它处于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它既是人的创造物，也是人存在的边界。当桑兹接下来叙述修辞学的起源、文体的演变、语法学和词源学的发端时，上述的方法论原则得到了具体的运用。讲到底，这三个方面是关于人如何、从何处塑造自己的问题。桑兹的这种叙事方式是一种指引，它让那些从资料堆中抬头远望的读者看到了一条以语言为主线的人类创造自身的路。
 
    窥细节以悟大体
 
    桑兹着力于构筑人类知识仓库的语言，他注重文献和遗迹，出言必有据，这样一来，你不可能快速地阅读他的这部著作，因为每一个章节都由众多的引语精心构筑而成。这些引语是作者对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条分缕析，仔细甄别、反复考辨的结果。读这样的书，你就像跟着一个考古学家，发掘历史遗留的断简残篇，拭去上面的泥土，通过猜测、想象、推理复活一个往昔的生活世界。
 
    公元前300年前后，希腊学术的中心由雅典转移到亚历山大里亚。桑兹围绕亚历山大利亚图书馆的建立和各位馆长的贡献来讲述这一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件。
 
    公元前295年，德米特里乌斯向当时的埃及总督进言，建立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有着帝王气象的亚历山大里亚取代了具有民主精神的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文学中心。与图书馆的生命历程紧密相关的是图书的命运和馆长们的功德业绩。桑兹对图书馆是否毁于战火进行了取证考辨，对最早的四位馆长——芝诺多图斯、埃拉托色尼、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阿里斯塔库及其同时代的人物作了素描。
 
    芝诺多图斯编撰《荷马史诗》字汇，整理《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校订赫西俄德的《神谱》、考证品达和阿纳克利翁的文本；埃拉托色尼是第一个以系统、科学的方法研究地理学的人，他主张真正的诗歌旨在唤起想象而不在陶铸理智；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是第一位诗人兼学者的馆长，他把重读法和标点法简化为明晰的体系，编订了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和阿里斯托芬的剧作，对柏拉图的著作进行了分期，他编纂了一部具有丰富方言知识的字典，把字汇编修提高到了词汇编修的水平；阿里斯塔库是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在晚年从自己的门人中选定的继承人，他最早将话语分为八个部分——名词、动词、分词、代词、冠词、副词、介词和连词，为语法研究打下了基础，作为语法学家，他主张有规则的词形变化，反对无规则的词形变化。
 
    在这一部分，桑兹强调的是文明的内发式发展而不是外部交流。通过白描的手法，作者把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们注重诗人文辞的考辨之风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也为我们勾勒了希腊黄金时代的文学传之后世的历史线索。从这些学者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代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模式和精神的脉动。
 
    反诸己以知古人
 
    读史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记住了多少史实，而在于你阅读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通过阅读，我们与过去照面，如何分享历史的真理；过去和现在之间总存在着一种张力，如何消解这种张力。显然，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古人那里而在我们自己。来者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此理亘古不易，其不同者只是形式。
 
    希腊化时期，希腊语像今天的英语一样成为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的通用语。罗马军团征服了希腊，把地中海变成了帝国的内湖。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拉丁学术是罗马人在学习希腊语，把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希腊化到罗马帝国的兴起，人类文明发生了重大的转型，这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视域融合”过程。到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成为希腊文坛代表人物们向往的文化中心，拉丁语成为人们塑造自身的主要方式，新一轮对自身构成方式的研究开始了，关于拉丁语的语法学、修辞学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