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先生在为本系列“散文卷”作序时写道:“邵洵美以诗而为人所知。他的诗作,除了1937年抗战后所写之外,主要作品在生前基本都收进了集子,没有大的遗漏。但是他的散文就没有这样幸运了——虽然邵洵美不以散文出名,但他写的散文却实在比诗作要多得多。”邵洵美实际写的比较多的并非散文,多的是随笔,很方便发在自己办的刊物上,拿这本《不能说谎的职业》来说吧,几十篇随笔(有的应该算是“编后记”)即发在《狮吼》、《真美善》、《金屋月刊》、《时代》画报、《论语》、《十日谈》、《人言周刊》、《文艺画报》、《万象》、《时代漫画》、《声色画报》、《中国文艺》等刊物,这里面好像只有《真美善》和《中国文艺》不在邵洵美的旗下。说到这,打个岔,把邵洵美的文章收拢来出文集,这事应该由谁来主张?由谁来张罗?现在的迹象显示:此事好像是邵洵美的后人在主张在张罗(此套书的“编后记”均为邵后人所写)。惹得鲁迅很不高兴的邵洵美的《文人无行》发在《十日谈》,鲁迅为此写了一篇超长的杂文(鲁迅说:“真的且住。写的和剪贴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别人的,花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鲁迅文章里的引文用的是“剪报法”,不然的话,八九千字一字一字写去怕是一整夜也写不完。最近看到一封二十年代胡适写给钱玄同信的原迹,其中所引《老残游记》一段即为剪报,贴得整齐。可是,贴剪报原是为了省些写作的工夫,那连写都不必写,岂不最省工夫。熬夜写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的孙婿”,“这两位作者都是富家女婿崇拜家”,“但邵府上也有恶辣的谋士的。”这样的字句,损害了鲁迅的健康,连鲁迅自己都说“给‘女婿问题’纸张费得太多了”。现在好了,邵洵美的文章大家也可以看到了,至于不至于让鲁迅写八九千字你自己去判断。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毁者,称人之恶而损其真。誉者,扬人之善而过其实。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上海沦陷时期,邵洵美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不写(集邮文章除外),不说,不作事,不出面,这也许就是我们习惯说的“大节”——也是我们习惯忘记的“大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