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整个发现过程，就如同一个猜谜游戏，沃森和克里克利用别人已提供的线索，在最快的时间内求得了正确答案。所以，他们的工作更多地不是在实验室或图书馆完成的，而是在办公室（他们后来有了一间专用办公室，以免影响别人）、聚餐以及湖面泛舟时以闲聊的方式一步步接近答案的。难怪布拉格在为《双螺旋》写序时戏称他俩是“站在巨人的脚趾上”，用该书译者田氵名的话来说，他们连爬上巨人肩膀上的功夫都没花，此言妙极。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沃森在剑桥的导师佩鲁茨对沃森的评价，大意是，我们羡慕他们的不劳而获，其实是混淆了艰苦的工作与艰苦的思维之间的关系。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商品的价值不是由花费的劳动，而是由它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所决定的，所谓物以稀为贵。事实就是这样，沃森和克里克的成功凭借的是一种稀缺的想像力，而不是艰苦的实验数据收集，这决不是投机取巧。对此，别人只能望尘莫及。 
    尽管沃森和克里克是相异的一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漂亮的默契，他俩正像DNA链中的互补碱基一样。 
    在性格及人生旨趣上，沃森和克里克可说是两种类型。沃森的导师卢里亚曾认为，沃森整个看上去就是一个不拘小节、随便邋遢的人，但是，他的笔记本却出奇地整洁有条理，上面还标有各种不同颜色的线条，几乎无人能比得上。这就是沃森，一个典型的美国人，骨子里的实用主义者，值得做的事他会倾全力去做，并做得相当漂亮，而不值得做的事就撒手不管。而克里克则出生于英国伦敦附近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从小受到正规严格的教育，衣着整洁时髦，骨子里透着一股贵族气息，从内心深处认为，科学是一种绅士的职业（即使是有些贫穷的绅士）。当他首次投奔剑桥卡文迪什实验室时，以为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会知道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结果却发现不是如此，他不得不告诉地址，司机却说，“离集市广场不远”。这就是克里克，一个或多或少呆在象牙塔之中的科学家。在双螺旋使他俩一举成名之后，沃森更多地投入到行政事务之中，还有不少风流趣事（继《双螺旋》之后，沃森的另一部传记《基因·女郎·伽莫夫》则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该书本月刚由上海科教出版社引进出版）；而克里克依然活跃在分子生物学第一线，参与遗传密码的破译等工作，他的自传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就有不少激动人心的描述。对他来说，科学就是人生中一种狂热的追求（What Mad Pursuit，克里克自传的原书名）。从他身上，我们能够隐约窥见毕达哥拉斯、开普勒、爱因斯坦等人的神韵再现。 
    尽管沃森和克里克是相异的一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漂亮的默契，他俩正像DNA链中的互补碱基一样。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世界本是一个多样化的存在。沃森的浪漫经历固然更能使公众和媒体津津乐道，但克里克的狂热追求同样值得我们心生敬意。考虑到让我们心生敬意的东西要远远少于让我们津津乐道的东西，因此，我更敬重克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