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奇妙的DNA双螺旋，人们自然会想到沃森和克里克。1953年4月25日，这两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科学家联名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核酸的分子结构》论文。这篇千把字的短文，成功地建立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一举开辟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广阔天地，对于揭示生命之谜发挥了奠基石的作用，成为20世纪生命科学史上最引人瞩目的里程碑。半个世纪来，生命科学领域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和长足进展，可以说都直接或间接与沃森和克里克的伟大成就相关联。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仿佛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在它的枝头上结满了累累的科学硕果。
    在DNA双螺旋结构模型迎来它50年诞辰的前夕，耄耋之年的沃森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深切感受，以生动活泼的笔触，奉献给人们一本奇妙之作——《基因·女郎·伽莫夫》（该书中译本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
    该书详细记述了在探求生命物质基础最关键的分子——DNA和RNA的过程中，科学家之间微妙的合作和激烈的竞争，不仅涉及沃森和克里克，还有其他许多健在或已故的知名科学家。在攀登DNA研究高峰的竞争中，沃森和克里克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综合思维能力，最终赶超了享有盛誉的鲍林、威尔金斯、富兰克林等竞争对手，夺得了桂冠。更为可贵的是，在DNA突破性的发现之后，他们并没有坐享其成，一心想的是再次做出超越双螺旋的新发现，于是马不停蹄地将锐利的目光投向了当时还一团迷雾的另一种神秘物质——RNA，试图通对RNA结构与功能的探究，揭示出DNA语言转译成蛋白质语言的分子机制。在破译RNA迷团的过程中，科学家们又展开了一场你追我赶的角逐。
    合作与冲突贯穿全书。我们知道，在科学史的早期，竞争表现并不明显，这是由于人们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联络，从事科研的人数相当有限，重大科技成果出现的周期较长，科学研究在时空上密集程度较低，当时科学家之间直接竞争的机会也不多。可是，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系统成了真正的开放系统，为了在研究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现代科学中某些重大课题不可避免地吸引着许多科学家各自独立而又同时地进行着类似的工作，他们实际上就是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科学研究中的竞争在规模上有科学家个人之间的竞争，有科学家小组之间的竞争，有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方式上有双方公开的竞争，也有暗中进行的竞争。科学史表明，科学研究中没有竞争，科学家们也会取得成功。但是，科学研究中有了竞争，就能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培植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科学竞争能激发科研团队和个人的积极性和研究激情，极大地提高科研效率。对外竞争还能促进科研队伍内部的团结合作，并有利于发扬团队精神，保持团队生机。竞争使怠惰平庸之辈坐立不安，产生危机感。因此，“只有竞争，大家才能努力向上，既突出了先进，又使得落后的坐不住，奋起直追”（美籍物理学家丁肇中语）。当然，科学研究中的竞争不应是为了达到私欲的满足，而是出于科学本身体制方面的规范，正是这些规范对科学家施加了压力，迫使他们去维护自身的权益，追求他们所属的那个科学共同体对他们的科学成果和科学能力的一种社会认可。至于科学研究中的竞争带上争名夺利的色彩，这不是科学研究的本质，而是社会经济关系和私有观念对某些科学家的影响。因此，竞争不仅是科学研究中的积极因素，也是科学研究中的固有因素。
    在《基因·女郎·伽莫夫》一书中，我们不仅可以触目惊心地感受到科学研究中充满了激烈竞争，也可以体会到科学研究中密切合作的至关重要性。现代科学技术所要解决的远不仅仅是研究个别元素的性质或特定材料的机械力学性质的问题，需要探讨的内容越来越复杂，研究的规模越来越庞大，需要使用的手段越来越繁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越来越密切。在科学技术日益社会化的“大科学”时代，许多科研项目需要多学科的协作攻关，科学家个人单枪匹马往往是望尘莫及，力不从心的。有例为证。在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之后，一些杰出的科学家被吸引到生命科学领域（如伽莫夫、费恩曼等），他们带来了鲜活的思想。沃森在书中不惜笔墨，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爱开玩笑的伽莫夫，“这位长得像熊一样，嗜饮威士忌的俄裔物理学家”，是如何“将其惊人的智慧转到了遗传学领域”。他敏锐地察觉到DNA研究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DNA序列所携带的遗传信息是如何相互区分的，并几乎本能地认为数字理论可能解决这一问题（多么伟大的科学直觉！）。伽莫夫和沃森共同成立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RNA领带俱乐部”。俱乐部的20位成员分别对应20种氨基酸，佩戴伽莫夫设计的标志性领带，故此得名。不同的思想在这里碰撞，不同的观念在这里交锋，不同知识背景的头脑产生的“互补效应”极大地启发了思维，开阔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