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战争促使了奥威尔与思想界的交流。在整个战争期间，奥威尔都在持续地撰写时事评论和文学评论；从1941年8月到1943年11月，他在BBC东方部工作，由此他结识了著名的前辈作家威尔斯，诗人、评论家T·S艾略特。工党议员、《论坛报》董事阿纽林·贝蒙为奥威尔提供方便，容许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作。40年代主编美国左翼文学杂志《党人评论》的威廉·菲利浦和菲利浦·拉夫邀请奥威尔连续撰写评论，从1941年到1946年间在刊物上为他开辟了“伦敦来信”专栏。

　　高原上才有高峰
　　奥威尔战时多半住在伦敦。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在我的生命中，我这是第一次与这个野蛮的城市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事最剧烈的那两年多，他在电台工作的同时不断地为几家左翼刊物写评论，这促使他随时关注战局的发展和政坛动向。所以，当奥威尔1943年11月辞去BBC的职务开始写作《动物农场》时，他的视野之广和思维之深，都远远超过了七年前写《向卡泰隆尼亚致敬》时的程度。

　　30年代中叶，奥威尔从西班牙归国后，脑子里一直萦绕着一个念头：怎样深入浅出地把苏联国内发生的一些严重情况和自己的感受告诉给人们呢？一天，他走在沃灵顿乡间小路上，见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用鞭子抽打拉车的大马，霎那间灵感被触发了：动物为人类所役使，就如同无产者为富人所统治一样，动物一理意识到自身的力量联合起来，就可以挣脱奴隶的枷锁，那么后来呢？……如此演绎下去，岂不可以把要说的话用一个完整的故事表达出来吗？思路就有了，框架有了，又过了漫长的六年才进入写作过程。这时，奥威尔只用了两个多月就一气呵成地写完了《动物农场》。

　　曼纳农场的一个静夜里，绰号“老少校”的公猪临终前号召全体动物团结起来反抗人类的暴虐。后来，在两头能干的公猪——拿破仑和雪球的率领下，造反取得了成功，赶走了原来的主人，建起了前所未有的“动物农场”。动物们协同努力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但猪们似乎是理所当然地享有了特权。拿破仑作威作福、独断专行，立过赫赫战功的雪球被逐出了农场，此后凡场内一切大小事故均被归诸于“雪球的破坏”。接着，据说又发现了“文件”，证实雪球从一开始就是“叛徒、人类的密探”。不顺从的动物一律遭到处决，恐怖笼罩了农场。故事结尾时已在多年之后。雪球和“早期的英雄时代”都被淡忘了，发了福、嗜酒成癖的拿破仑与左近农场的主人们达到了完全的和解。从前制定的“动物公约”中最重要的一条：“所有的动物是平等的”被附加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一些”。“动物农场”的名称又恢复为“曼纳农场”……

　　毋庸讳言，拿破仑的形象里有斯大林的影子。1945年3月，奥威尔曾致信给决定出版《动物农场》的那家出版社，要求将书稿中所写的风车被炸后“所有的动物，包括拿破仑，全部大惊失色”改为“所有的动物除拿破仑外全部大惊失色”，因为“这样可能对J·S（即约瑟夫·斯大林——原注）更公正，因为在德国进攻苏联期间，他确实留在了莫斯科。”雪球类似作者心目中的托洛茨基。尽管如此，《动物农场》作为艺术品已被高度地抽象化了。它像一块从生活的矿藏中提炼出来、经过精心打磨的宝石一样，是那么晶莹、圆润、浑然天成，已经获得了足以穿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它的基本寓意是：一个纯洁的理想被权力所腐蚀，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样一个动物界的神奇故事，即使在若干世代以后，哪怕在年幼的读者中间也能得到理解与热爱。

　　《动物农场》的成功，得益于奥威尔二战时斯的思想深化。1942年初，苏联以其对法西斯入侵的成功抵抗，赢得了世人的普遍尊重，奥威尔本人也毫无例外。当时，他在一封信上写道：“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们对苏联人的帮助还远远不够。”但，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似乎苏联30年代的压制批评、“大清洗”、制度化的篡改历史等“都突然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了”。他认为这“说明了我们的时代在道德和情感上的肤浅”。在1945年6月致《论坛报》编辑的信中，他又说：“假如苏联不论犯了什么罪人们都予以宽恕，那么，就根本不可能逐步建立起健康的社会主义运动。”普通人“对理论的冷淡”、“对民主衰退的漠不关心”，以至于“不能把握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区别。”这使他“一直忧心忡忡”。由此他感到迫切需要“既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又有公正的思想观点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发现自己的声音。1944年7月他在一篇致《党人评论》的公开信上写道：“对我们这些怀疑苏联在某些事情上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来说，我认为是否愿意批评苏联和斯大林，是对知识分子诚实与否的检验。从一个文学知识分子的观点看这才是惟一的、真正危险的事情。”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奥威尔对待苏联问题的态度，与当年那种从阶级本能出发反苏的人具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把《动物农场》看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反苏反共”的作品实在是一种荒诞无稽之谈；第二，从写作的出发点和思想上也不难看出，这部作品在奥威尔一生的创作道路上，可以说是耸立在高愿上的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