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取自仲富兰教授《江南风俗图录》第九卷《岁时乡愁》，以郁达夫望乡诗起笔，从“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民谚切入，铺展民国春运的艰辛图景。原来春运并非当代独有，挤车排队、舟车辗转只为年夜饭的场景，跨越百年仍与今日共情。它把岁时温情与乡愁内核揉进字里行间，读来满是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团圆执念。

苦忆江村旧酒楼——回家过年

仲富兰
  民国作家郁达夫是浙江富阳人，1913年9月下旬，前往日本留学，他先在东京的小旅馆居住，后租住于东京小石川区中富坂町七番地的一间楼房，在日本他写下了《日本大森海滨望乡》诗：“海天浩荡望神州，苦忆江村旧酒楼。犹记离乡前夜梦，夕阳西下水东流。”浩荡的海天、记忆中的江村酒楼以及西下的夕阳等，无一不触发作者强烈的思乡情怀，这首诗生动地展现了游子在异国他乡对故乡的深深眷恋。郁达夫还有一首写于他即将离开富阳北上时的诗《题春江第一楼壁》，离别的愁绪如同行装一般沉重，体现了他对家乡的不舍：“匆匆临别更登楼，打叠行装打叠愁。江上青峰江下水，不应齐向夜郎流。”背后也隐含着诗人对故乡的留恋与思念，是一种精神层面上对美好故地的乡愁。

  民国时期的江南，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普通民众，都有着强烈的回家过年的愿望。尽管路途艰难，但大家都会想尽办法回家与亲人团聚，共同度过这个重要的节日。民国作家李同愈的小说《平浦列车》有段话说：“日子离新年只有一礼拜了，谁不想回家里快快乐乐吃一顿团圆饭？拉车的也好、做伙计的也好、做工的也好，既然大家都有一个家在乡下，一到残年，就本能地想回家去。”这段文字体现了民国时期不同阶层的人临近春节时都想要回家的强烈愿望。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句老话背后体现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回家过年象征着家庭成员在这个特殊时刻的团聚。在外的游子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家庭始终是他们心灵的港湾。这种团聚能够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让亲情在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中得以巩固和加深。它强调了亲情的重要性超越了物质财富。即使一个人在外面的经济状况不佳，但回到家中，亲情给予的温暖和支持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回家过年是春节众多仪式中的核心环节。春节期间有一系列丰富的传统仪式，如祭祀祖先、贴春联、放鞭炮等，这些仪式都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期望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而回家则是开启这些仪式的前提，它赋予了春节完整的意义。只有当家庭成员齐聚一堂，这些仪式才能在家庭的氛围中顺利进行，才能体现出春节作为传统节日的庄重性和完整性。通过回家过年，人们将春节的文化习俗一代代传承下去。家乡是一份浓烈的乡愁，也是一个人的文化根源所在，人们可以沉浸在熟悉的乡音、乡情、乡俗之中，这种环境能够唤起他们内心深处对本土文化的归属感。在这些文化元素的包围下，人们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的文化身份，确认自己在传统文化中的位置。

  然而，那个年代出一次远门谈何容易，有钱人家通常会选择相对舒适、快捷的交通方式。一些富商、官员等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人，会选择火车头等座，那里座位宽敞舒适，服务也相对较好。大多数普通民众只会选择火车的三等座或者轮船的普通舱位，也有一些人会选择乘坐长途汽车或者步行、骑自行车等方式。由于民国时期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这些交通方式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便。例如，火车的三等车厢通常非常拥挤，座位有限，很多人只能站着。

  购买火车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火车站的售票制度不规范，售票时间短，常常导致人们需要提前很长时间去排队购票。即使侥幸购得车票，上了火车后，车厢内也是人满为患，空气污浊，环境恶劣。人们挤在一起，几乎没有活动的空间，甚至连上厕所都非常困难。在漫长的旅途中，人们只能忍受着饥饿、疲劳和不适。乘坐轮船的普通民众，在三四等舱位里也面临着拥挤、嘈杂的环境。由于船上的乘客众多，卫生条件较差，食物和饮用水的供应也可能不充足。同时还可能会遇到风浪，导致船体颠簸，让人们感到不适和恐惧。

  对于在外漂泊的游子来说，“回家过年”是一种身份的回归。他们在外地可能有着不同的职业身份和社会角色，但回到家乡，他们首先是家庭的一员，是家乡文化的传承者。这种身份认同的强化有助于人们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保持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和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