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取自当代民俗学家仲富兰教授《江南风俗图录》第六卷《春生弦诵》，以沪上报童这一城市底层孩童群体为切口，串联起近代报业发行图景、《卖报歌》背后的真实境遇，更铺展了陶行知等先贤借报童学校践行教育救国的温情脉络。于市井烟火里打捞被宏大叙事忽略的鲜活注脚，读来既有新知，亦满是动容。

我是卖报小行家——报童身影
仲富兰
  近代报业兴起，如何及时将报纸送达订户或者读者的手中，关系到报业的兴衰，晚清乃至民国时期以来，邮发系统和报业投送系统还不甚发达，相对滞后，因而报贩成为中国报纸零售的主要力量。报贩群体的聚集与壮大，是近代中国报业发行系统中最具行动力的职业群体，近代报馆与报贩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深刻影响了近代新闻业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报贩的队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沿街叫卖的报童，如《申报》早在1872年，为争夺市场，就开始雇佣报童叫卖报纸。近代报馆与报贩围绕着报纸发行利润与读者资源的争夺，曾是中国近代报业史上常见的一幕。

  随着各大报刊的销售竞争越发激烈，雇佣熟知城市街巷环境的报童更精准地完成报纸售卖，成为许多报刊的发行手段，报童应运而生，甚至成为报业之间展开销量竞争的重要影响因素。1934年5月，聂耳与田汉合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就有报童的《卖报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大风大雨里满街跑，走不好，滑一跤，满身的泥水惹人笑，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耐饥耐寒地满街跑，吃不饱，睡不好，痛苦的生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据说这首由安娥作词、聂耳作曲的《卖报歌》中塑造的报童形象，其原型叫杨碧君，乳名“小毛头”。她也是《卖报歌》的首唱者，1922年生于苏州盘门，7岁时父亲过世，随母亲和姐姐、姐夫逃难到上海。为了谋生，几人当掉一件皮大衣，凑钱开始做卖报的生意。杨碧君的母亲和姐姐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路口的车站边摆报摊，小小年纪的她便抱着报纸沿街叫卖，让人听之颇感心酸。

  《卖报歌》虽然只有简短的三部分歌词，但其中蕴含着报童卖报的流动性、叫卖的听觉呈现、报童的悲惨生活等多重内涵，以及对于报童“不等天明去等派报”“大风大雨里满街跑”，“耐饥耐寒地满街跑”的生活描摹，反映了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城市中的难童数量激增，部分难童选择了卖报来维持生计的现实困境。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沦为孤岛的上海，流浪的儿童比比皆是，这些流浪的儿童原本有着幸福的家庭，现在不得不为生活所迫当起了报童，以维持生计。

  根据当时对报童生活的记载来看，报童生活还是极为艰苦的，往往天还没亮就到报馆门口去领报纸，饿着肚子一边奔跑一边叫卖。从早卖到晚，这样辛苦的卖报，收入却很低微，报童们常常是“一件单衣度四季，赤脚两足走八方”。当然卖报也需要技巧和运气，卖报赚不到钱的不在少数，所以有的报童上午卖报，下午则去拾煤渣捡垃圾来增加收入。

  这首《卖报歌》的传唱，展现了那个年代报童在社会环境中被异化的生命体验，他们的情感宣泄，切中了所有普通人的情感结构，营造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生命景观。苦难的卖报生活并没有磨灭报童对知识的渴望，整天与文字打交道反而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求学欲望，作为文化的传播者，没有文化可不行，考虑到报童们每日奔走街头，高呼头条新闻，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实在说不过去。基于对报童进行统一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陶行知、陈鹤琴、邵鸣九等教育家，在上海、南京陆续开办了报童工学团和报童学校，帮助报童们踏上了求学之途。

  报童学校创办后不久，儿童保育会迎来了学校的金主——申报馆与之合作。申报馆每月捐助300元作为经费，提供500件报童马甲及冬帽，并且聘请中华医学会王一方医师为健康顾问，为报童进行体格检查。申报馆为报童学校报童所制作的马甲颇有特点，马甲为蓝色，简朴整洁，背面是“申报馆赠”字样，正面两只口袋印有“申报”字样，正面左边心口位置印有钟形符号“殆含有晨钟暮鼓、振聋发聩之意”，可见申报馆对报童学校寄予厚望。报童学校还有丰富的课外活动，如演讲比赛、运动会等，为实现报童群体能在德智体全面发展上尽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