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在国民经济中日益增强的作用，得益于其与安特卫普开展贸易的绝佳位置，从伦敦很容易通过北海南部的海路到达那里。现在位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当时是低地国家的主要港口，实际上也是北欧的主要港口，是北欧和西欧开展贸易和金融活动的关键站点。然而，安特卫普的命运受到16世纪60年代在低地国家爆发的宗教战争（即尼德兰起义）的极大影响，尤其是受到1585年西班牙人发动的漫长且最终成功的围攻的打击。

  就短期而言，安特卫普的经济困境有利于阿姆斯特丹的崛起，这座城市地处北海南部，从伦敦的角度来看，其贸易位置亦属上佳。而伦敦是长期的受益者，它的人口在1550年尚且落后于安特卫普，但到1600年则已超越之。在伊丽莎自统治时期，许多来到伦敦的外国移民来自低地国家讲法语的瓦隆省，例如根特和布鲁日等城市。他们因在尼德兰起义中受到镇压而移居，这预示着17世纪后期法国胡格诺派的大规模移民，而胡格诺派早在16世纪后期面对法国宗教战争做出了移民的选择。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在奢侈品贸易中尤为活跃，特别是在法国移民所擅长的丝织业。

  就对外贸易而言，伦敦的地理位置也颇为不错，可以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地中海进行贸易，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包括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里窝那/利沃诺那不勒斯和墨西拿，以及小亚细亚的士麦那（但不包括以弗所）以及更广阔的世界。此外，考虑到商业涉及转运的程度，即货物从一个贸易区域转移到另一个贸易区域（利润便来自这种中介角色）伦敦也受益于它在服务南北贸易（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随着伦敦在英格兰国际贸易中业已强大的主导地位的增强，它变得极为繁荣，贡献了1541—1542年间增加的津贴（税收）总额的24%，这一地位可与17世纪荷兰共和国的阿姆斯特丹相媲美。

  人口的持续增长为英格兰经济提供了更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伦敦作为经济活动组织中心的角色也是如此:经济增长为商业企业提供的机会，使伦敦对整个英格兰的经济至为重要，其地位愈发显著。1567年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Thomas Gresham）仿效安特卫普交易所（Antwerp's Exchange），开设了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以彰显贸易的主导地位。此举受到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的戏剧《如果你不认识我，你就不认识任何人》（If You Know Not Me You Know Nobody，1605）的称赞。凭借其办公场所、柱廊、庭院和商店，这个交易所成为了企业的中心，它的成功导致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1605年成为索尔兹伯里伯爵和首席大臣，1596年至1612年出任国务大臣1598年至1612年担任掌玺大臣，1608年至1612年担任财政大臣——于1609年在斯特兰开设了与之竞争的新交易所。该建筑是由伊尼戈·琼斯操刀设计的。

  在商业增长和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对贸易的强调与无所不包的物质主义有关，这一点在对伦敦和其他城市商人与商业相关人士的描述中尤为突出，当然，他们在市政治理和慈善事业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贸易和利润也可以被搬上舞台，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是最有力的例证。这部剧与法律有关，使得“the pound of flesh”（一磅肉）成为英语中一个经久不衰的措辞，人们在许多作品中都能看到，比如2016年的美国电影《会计师》（The Accountant )，尽管它的名字如此，但却是一部惊悚片。

  商业纠纷对伦敦作为英格兰法律中心的地位而言也至关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以普通法形式提供了一种国家例外论，莎士比亚戏剧的一部分观众就是由律师群体组成。事实上，伦敦律师学院有着悠久的戏剧表演传统，包括1594年在格雷律师学院大厅上演过《错误的喜剧》。学院是重要的教育中心，对于土地精英的儿子来说更是如此，年长的儿子都意识到他们未来的角色是地主和治安法官，而年幼的儿子则要寻求法律职业。许多观众也可能是诉讼当事人或受到诉讼的威胁。在《哈姆莱特》中，律师遭受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而在《亨利六世中篇》中，尽管对危险的、实际上是凶残的煽动家杰克·凯德的批评大大削弱了其效力，但律师确实遭到了更多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