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不仅是戏剧大师，更是深刻的政治历史观察者。在他创作的戏剧《亨利八世》中，他将这一位以破坏旧秩序、塑造新政体而闻名的都铎君王刻画成一位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统治者，其戏剧背后潜藏着对国家、宗教与个人命运交织的深刻反思。正如历史学家杰里米·布莱克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中所指出的，亨利八世的统治不仅开启了英国宗教改革的进程，也通过对修道院的解散和对教会权力的重组，重塑了英格兰的政治结构与社会意识。下文节选自该书。


《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
【英】杰里米·布莱克 著
张炜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在贪婪挥霍的亨利八世统治下，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相同的增加财政收人的过程得以延续，只是规模要大得多。获取资金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支付亨利八世与法国和苏格兰耗资巨大的战争。事实上，这些战争的花销在1525年便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应，当时的增税政策变成了非常不受欢迎的“友好补助金”（AmicableGrant）。这个术语本身表明,带倾向性的解释（spin）并不是二十世纪后期的发明。莎士比亚将该税种描述为1514年作为约克大主教和1515年作为亨利主要谋臣和大法官的托马斯·乌尔西（约1473-1530年）的发明——在（阿拉贡的）凯瑟琳王后和第三代诺福克公爵托马斯告知亨利真实情况后，该税种被废除。在讨论施政不当的社会后果时，托马斯明智地将税收与失业和失序威胁联系起来。莎士比亚在《亨利八世》中有更深刻的描述：

  由于这些苛捐杂税，

  全体织布业主都无法维持他们手下的那么多员工，

  已经把纺纱工、梳毛工、漂布工、织布工都解雇了，

  而这些人又不适于其他生活门路，为饥饿所迫，

  就铤而走险，不顾一切后果，聚众骚乱，危险的思想在他们当中很盛行。

                                （《亨利八世》第一幕第二场）

  建立更强大政府的机会受到宗教改革的重大影响。这是席卷整个欧洲的运动之一部分，始于十六世纪10年代末的德意志诸邦国，马丁·路德于1517年在维滕堡公开表达了对教宗权威的蔑视。宗教改革结束时，英格兰有了一个独特的教会，但其背景却并无不同之处。在16世纪初，英格兰和苏格兰都在寻求建立一个具有标准实践的普世教会。各地情况有别，尤其是在对某些圣人和神的信以及当地神职人员的招募问题上。然而，如此种种因素并没有减损对教宗更广泛的服从，教宗以罗马为基础，利用了前所未有的制度连续体。此外，虽然有神职人员滥用职权的情况，但民众对现有宗教习俗的热爱是不可否认的。

  宗教改革导致了教义、礼仪和组织上的变化，英格兰（和有所不同的苏格兰）随即从自我宣称的普世教会（即罗马天主教会）中分离出来，这也早有其他独立教会开创先河，包括俄罗斯东正教希腊东正教、科普特教会、亚述教会和埃塞俄比亚教会。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其他一些国家，宗教改革也导致了一种宗教异端，原因在于许多人并不接受这些变化。有一种说法认为，莎士比亚或至少他的一些家庭成员是秘密的天主教同情者，这促成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多重声音”。另一些人则在新教的形式下寻求不同变化，而没有止步于在英格兰建立的宗教改革解决方案所提供的形式。这种异端乃是对国王权威和权力的挑战，尤其是因为宗教宽容在这一时期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现。与此同时，从教宗手中转移教会领导权的想法也大大提升了国王的地位。

  在英格兰，亨利治下的议会被用来维护国王对教会的控制这种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过去针对个别教宗或特定教宗声明的行为截然不同。亨利最初把新教徒当作异端来惩罚并因为写了一本反对路德的书《捍卫七圣礼》（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m，1521）而从教宗利奥十世那里获得了“信仰守护者”（Fidei Defensor）的称号，他被教宗克莱门特七世拒绝允准他意他与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所激怒：事实上，宣布无效婚姻的文告已经订立。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凯瑟琳被描绘成具有坚强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性格，并被成功地演绎出来。亨利有一个女儿（玛丽），但并非其所需要的儿子，在亨利看来，这在法律上无法确保都铎王朝的地位。他相信自己没能生下儿子是上帝的惩罚，因为他娶了他兄弟的遗孀。1509年，亨利与凯瑟琳的婚礼得到了教宗尤利乌斯二世的许可，尽管建立了夫妻关系，但亨利愈发对《圣经》中的训诫，即一个男子不应与他兄弟之妻发生性关系有所警觉。在此之前本应成为一位女性统治者的玛蒂尔达，是亨利一世（1100—1135年在位）的女儿，被斯蒂芬阻获得王位，并以一场漫长而极具破坏性的内战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