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代观念重写希腊神话
    埃斯库罗斯与荷马的时代相去不远，就已经有较大的变动。两千年多后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上述故事呢？

    爱尔兰最重要的当代作家科尔姆·托宾选择用现代观念来重新书写它，于是他在2016年创作了小说《名门》（House of Names）。我们来看看，托宾如何重新设计故事中的人物形象——



House of Names
《名门》
[爱尔兰] 科尔姆·托宾 著
王晓雄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群岛图书

    《名门》以战争、谎言和死亡开场：为了赢得荣誉及战利品，冷酷的阿伽门农决定献祭少女伊菲革涅亚；为了让她出现，编制一个谎言欺骗少女和她的母亲；少女悲惨地赴死，而她的母亲被囚禁在地牢里，绝望地等待。

    伊菲革涅亚的死亡与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愤怒，为后续发生的一切做了铺垫，“失去女儿的愤怒母亲”成为克吕泰涅斯特拉形象的基调。但托宾不想把“以暴制暴”的克吕泰涅斯特拉打造成一个道德上的完人、一个复仇英雄。换句话说，他虽然给了克吕泰涅斯特拉充分的动机，但无意证明她是对的。

    托宾在书后的《我如何重写希腊悲剧》里写道：

    在我的书中，我觉得我应该为克吕泰涅斯特拉找到一种坚定不移的语调，一种格杀勿论、绝不姑息的语调，一种无情而残暴的语调。我要为承受了失去和耻辱的人找到一种声音，此人已准备大肆报复，并打算享受复仇的成果。

    当我开始研读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晚期戏剧《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时，却发现这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形象更为复杂，她受伤的声音更为困顿且不坚定。

    ……

    克吕泰涅斯特拉是领导者，也是制定规则者。假如她活在现代世界，就会宣布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或者坐在转角办公室里签发粗暴的备忘录。她会开启战争，煽动仇恨，但也会有强烈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感。性格中这两部分的冲突将会成为她的弱点，也会使她凶猛无情。

    在《名门》里，克吕泰涅斯特拉最终呈现的正是一种复杂的性格：她冷静地策划，步步为营，终于杀死了阿伽门农；但在那之后，她失去了仇恨的目标，反倒变得软弱起来，只想恢复“正常生活”，一步步沦为埃癸斯托斯的附庸。

    至于阿伽门农，与《荷马史诗》里那个冷面英雄的形象比起来，至少读者能看出他对伊菲革涅亚的死心有愧疚。

    《荷马史诗》里阿伽门农的绝对正确，建立在神的意志和父权制的基础之上。当这个基础被动摇，阿伽门农的英雄形象也就摇摇欲坠了，只能让他变得“柔和”。随着神的衰落和父权制家长制的走弱，阿伽门农也就逐渐从英雄“沦为”有弱点、有感情的人。

    在《名门》的开头，得知伊菲革涅亚将要被献祭的克吕泰涅斯特拉冷峻地审视阿伽门农：

    现在阿伽门农没有再看我一眼，也没有去看伊菲革涅亚。他的格斗进行得越久，我就越明白他在害怕我们，或者是害怕格斗结束时他将不得不对我们说的话。他不想它结束。他继续这个游戏，他，没有勇气。

    ……

    当阿伽门农出现时，他朝帐篷口疾步走去，然后转过身。

    “所以你们知道了，你们俩都知道了?”他轻声问道。

    我怀疑地点点头。

    “那没有其他话好说了，”他低语道，“事情必须如此。相信我，事情必须如此。”

    他离去前留给我一个空茫的眼神。他摊开双臂，手心朝上，几乎耸了耸肩。他就像一个没有权力的人，要么他是在给我和伊菲革涅亚模仿这么一个人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是畏缩，易被他人愚弄或者说服的。

    这伟大的阿伽门农以其姿态明确地表示，任何决定的做出，都非出自他，而是出自旁人。当他冲入夜色去与候着的守卫会合时，他似乎想让我们看到，这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太多，太沉重了。

    科尔姆·托宾的实力在这里展现出来，两段语带轻蔑的观察，如此轻巧地戳穿了阿伽门农这个人物自欺欺人的伪装。

    最后，俄瑞斯忒斯的形象同样引人注意。在这个故事最原始的版本里，阿伽门农报杀父之仇，不但没有被惩罚，还得到了妻子和子嗣；俄瑞斯忒斯弑母报杀父之仇，虽然被复仇女神追杀，却得到阿波罗和雅典娜的庇护。这些似乎都说明了以父亲为核心的伦理观念的支配力量。

    但是，托宾笔下的俄瑞斯忒斯并非因为被强烈的伦理观念支配才决定杀死自己的母亲。相反，他是一个自幼缺乏信念的人，需要别人来为他做决定，而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会怎么做。托宾在《我如何重写希腊悲剧》里指出俄瑞斯忒斯是一个“在世上活得惴惴不安的人”，“他容易听人摆布，在很多事上举棋不定，心中常怀失落，在压力下能做出任何事来”。而他的姐姐厄勒克特拉恰恰是“恋父情结”（即“厄勒克特拉情结”）的代名词，孜孜不倦地向俄瑞斯忒斯灌输仇恨、传递压力，最终促成了新的暴力事件的发生。

    很显然，托宾对俄瑞斯忒斯这个暴力执行者的人物设计是有现实指向的，凝聚着他对爱尔兰共和军、ISIS、叙利亚冲突等全世界范围内持续不断的暴力流血事件的观察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