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九月，我坐在北爱尔兰阿马郡贝斯布鲁克村的公园长椅上，正在积攒勇气去敲阿兰·布拉克的家门。他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发生的那起金斯米尔屠杀中唯一幸存的新教徒。当时我在写一本关于边境的书。我从德里一路东行徒步而来，为最后一章搜集素材。

    来开门的女子告诉我，她丈夫出门去了，可能稍晚回来，这让我松了口气。我还有另一家地址，于是去村子那头敲另一扇门。

    金斯米尔屠杀事发时，那十二人（包括十一个新教徒和一个天主教徒）正搭乘小巴车下班回家，一群持枪者将他们拦下，让其中那位天主教徒出来。他和同事都以为单独出来的人会被杀，所以没人想说出他是谁。但最终他站出来，持枪者却让他赶紧跑，他一跑，他们就向另外十一人开枪，杀死了十人。

    一九九五年，谢默斯·希尼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演讲中提起此事。他将其形容为“北爱尔兰悲恸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时刻之一”。他这样描写那起事件，那名天主教徒“在电光石火的一转念间，在冬季昏暗夜色的掩盖下……感觉到旁边的新教徒握住他的手捏了一把，示意他别动，我们不会背叛你，没人知道你是何信仰，是何党派”。

    屠杀事件十年之后，两名幸存者还住在贝斯布鲁克。那位新教徒逃过大难纯属侥幸，而天主教徒理查德·休斯是被放跑的，很快我找到了他家门口。三十多年后，我仍清楚记得，当我告诉他关于那场屠杀我想采访他时，他震惊而苍白的脸上流露出悲伤。

    “我从没说过这件事。”他低声说。

    我点点头，说我理解。

    “被杀的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他又说。

    我转身离开前，问他是否认为他们当时要杀的人是他而非其他人。

    “换你会怎么想？”他一字一字地问。

    然后他关上了门。

    我返回阿兰·布拉克家，找到了他，他说他也无法谈论此事。他刚要关门，又迟疑着说已经拍了部纪念屠杀十周年的纪录片，我或许应该看看。他自己没看过，也不想看，但他可以在自家客厅给我放纪录片，如此我便能了解我需要知道的一切。

    然而放录像时，他还是留在客厅，和我一起默默地看着。放到那段他说“我知道那些小伙子死了，我知道他们死了”时，屋里的气氛令人几乎无法承受。

    一个孤零零的身影活在一堆尸体中的画面，在我脑海中萦绕三十年后，终于成为《名门》尾声中的一幕，这是我二〇一六年完成的长篇小说。

    对学习北爱尔兰动乱史的人来说，没有一件事是孤立的。任一起谋杀或连环谋杀似乎都受了之前谋杀的影响，每一次暴行似乎都为了报复不久前的事。金斯米尔屠杀前六个月，双方都有过教派谋杀事件。

    虽然如今我们知道金斯米尔屠杀是爱尔兰共和军的人干的，我们并不知凶手的姓名。然而一定有人了解内情。当年的杀人者现今应该六七十岁，可能还住在当地。其中许多人一直默默无闻，远离公众目光。也许他们觉得当年犯下的事已经距离他们很遥远了。

    当我看到新芬党老一代的领导人时，我意识到他们就是当年那些坚持己见，准备走到聚光灯下的人。但让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些人。他们生活在暗处，乐于杀戮却不参与政治。他们看起来温和、顺从、可靠，但心里藏着事。

    我写《名门》时又开始琢磨这些人。此书将暴力戏剧化为一个螺旋，寄宿于灵魂隐秘之处。小说也将阿伽门农、克吕泰涅斯特拉及其子女的故事用作部分题材。

    此事令我们无法忘怀，因为暴力以某种形式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当我开始重读并想象这个故事——克吕泰涅斯特拉遭到阿伽门农的欺骗，阿伽门农告诉她，他们的女儿伊菲革涅亚要出嫁了，但其实她是要被献祭——并不难想见她的愤怒。我也能体会阿伽门农的需求，他的软弱，和他的决心。于是我就能构想克吕泰涅斯特拉如何决定在时机成熟时谋杀丈夫，也能构想他们的另一个女儿厄勒克特拉对母亲及其情人的一腔怒火，她如何决心也要杀了他俩。

    毕竟我写作之时，正处于一个伊斯兰国在中东大肆破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暴力与仇恨的画面似乎已很平常，或至少司空见惯，对暴行的渴求成为每日新闻，而这正是北爱尔兰在动荡年代所经历的。

    在我的书中，我觉得我应该为克吕泰涅斯特拉找到一种坚定不移的语调，一种格杀勿论、绝不姑息的语调，一种无情而残暴的语调。我要为承受了失去和耻辱的人找到一种声音，此人已准备大肆报复，并打算享受复仇的成果。

    当我开始研读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晚期戏剧《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时，却发现这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形象更为复杂，她受伤的声音更为困顿且不坚定。

    另一方面，我重读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笔下厄勒克特拉的故事，发现自己极为清晰地听到了她的声音。她比她母亲更容易被解读。她的形象似乎有种异乎寻常的确切感。她就是需求、欲望和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