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宾则认为，不仅是中国小说过于追求快节奏，其实美国也是如此，经常能看到美国小说里有很多突然出现的车祸情节、性爱描写或者离婚，看了十几页就已经很疲倦了。

　　近年来，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佳作不断，加上频繁造访，让中国读者对这位当今世界文坛的重要作家并不陌生。这次，作为中国行的第二站，12月10日晚，托宾携其新作《诺拉·韦伯斯特》做客上海图书馆，与作家毕飞宇进行了一次关于小镇与小说创作的对话。

　　在托宾的生命和创作中，小镇都扮演着弥足重要的角色。他于1955年出生在爱尔兰东南部的恩尼斯科西，尽管是韦克斯福德郡的第二大城市，但人口只有10838人（2011年），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小镇。这座承载了其童年和少年时光的小镇以及其中的人和事，后来一次一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比如这次的新作《诺拉》，所有的故事就都是以小镇恩尼斯科西为舞台展开的。

　　但小镇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在托宾看来，整个爱尔兰就是一个小镇，和他的故乡一样，保持了一种缓慢和稳定的氛围。这种“缓慢”的氛围，恰恰是托宾小说的重要特点之一。同样写过很多小镇生活的毕飞宇认为，“小镇是最难写的。能把小镇写好，标志着一个作家的成熟，因为小镇也是社会关系最复杂的地方。”

　　托宾强调，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擅长的是刻画、描摹人物或事物缓慢的变化，它们往往要经过几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而不像电影那样常常有爆炸性地一夜之间的转变。毕飞宇则表示，中国读者“太着急”，总是以炒股票面对“牛市”的心情去读小说，“恨不得一开盘就涨停，一个上午就读完”。他说，小说是需要慢的。

　　新书写小镇，也与遥远的公共事件相连

　　托宾的新书《诺拉》主角的原型就是他的母亲。1967年，托宾12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在一个单亲家庭中，他开始观察母亲的一言一行。当时家里充满了沉默，尽管也有一些对话，但这些对话，在托宾看来，并不是为了表达情感，而恰恰是为了掩盖情感。

　　开始从事小说写作之后，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托宾不断在思考如何把爱尔兰的一个小镇里的风俗和人情变成小说的素材。当这两个因素融合在一起，就有了这本即将出版的新书《诺拉》。

　　叭如说1968年当地的一个变化，就被托宾写进了这本小说。当时，恩尼斯科西的美容店开始使用染发剂，所以很快在中年女性中染发变得流行。托宾的母亲也是这样，早上出去还是灰白的头发，回来就变成了棕色的。就是这样一些生活的细节，托宾将它们通通编织到所有关于小镇的描写中去了。

　　”在这本小说里，我就是通过这样的细节，来展现我母亲在两三年间的转变。我不想让她突然跑到美国去，或者再一次进入新的婚姻，我也不想让她中彩票，有突然的转机。在我的小说中，我只想在一个熟悉的小镇环境里，展现她是如何走出巨大的悲痛，怎样一点一点地变成一个全新的自我，而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托宾这样概括《诺拉》的主旨。

　　《诺拉》想要探索的另一个主题则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关系。虽然小说的主要情节都是发生在家庭中，但是和整个国家发生的政治风云确实不无联系。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场景：诺拉的一个儿子正在看电视，然后突然大叫起来，说我们正在袭击北爱尔兰。再比如，1972年的1月份，英国军队在北爱尔兰射杀了不少无辜的平民，这一事件也在书中有所体现。

　　”尽管对当地的群众来说，这些都是些遥远的事件，并不属于私密领域，但是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们觉得既然都是爱尔兰民族，拿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冲突、分裂和矛盾呢。所以像这种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关系，是我在小说中不断讨论的。“托宾说道。

    只有在小镇，未婚先孕才会成为公共话题

　　同样写过很多小镇生活的毕飞宇认为，一个作家能把这乡村、小镇、城市三个地方都写好固然好，可在他看来，”小镇是最难写的。能把小镇写好，标志着一个作家的成熟，因为小镇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地方，也是社会关系最复杂的地方。“

　　毕飞宇的解释是，乡村只有数百人，大小和人际关系复杂程度有限，而大城市尽管能达到上千万人，但能够产生实际关系的却是非常有限，“两个办公室，仅此而已。可是一个小镇，两万或三万人，这两三万人差不多是每个人都要认识的，这里的社会人际的复杂程度，你不去写是很难想象的。”

　　这种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在《诺拉》中，毕飞宇提醒读者在阅读前五十页时一定要很耐心，因为里面的人名太多了，“不是托宾先生没写好，而是写得好，这就是小镇独有的风貌，（人际关系）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