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这就是典型的“布氏”优雅——刻意，挑剔，而且执着地追求形式。布罗茨基认为，“最终将诗歌从成为一个人口统计学指标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就是好的韵脚”。（350页）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的思想转向了美国的弗洛斯特、英国的哈代和德国的里尔克这三位相对注重形式结构的现代诗人。他要做的工作不是像时下一些批评家那样，大而化之地将优雅的诗歌蒸发为诗化的哲学或思想，而是从词语和声音入手，不嫌其烦地分析和解读诗人的主观意图与其所运用的物质材料（语言）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互动中作为“制作者”（poet,ormaker）的诗人摆弄语言的手艺和技术。

    左右开弓，兼任诗人和评论家的布罗茨基，其诗学见解自然非同一般。在解读和评价其同行作品时，他更像一位挑剔的食客兼厨师，知其味而又知其所以味。在举起勺子、伸出舌头啧啧尝味的同时，又免不了对食材、刀功、火候、烹调技术来一番点评。《红楼梦》里说到，刘姥姥一进大观园时吃到一道菜，赞不绝口，当她知道是茄子时，简直惊呆了，原来茄子还可以这样做法——“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去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用香菌，蘑菇，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在瓷罐里封严，要吃时拿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越是普通的食材，越见厨师的烹调功力。布罗茨基懂得，卑微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分泌出来的悲伤和理智是“永不褪色的诗歌墨水”，运用得法，就能将粗鄙转化为优雅，达到希腊悲剧般的净化效果。比如，弗洛斯特以一首单调的五音步诗《家葬》，讲述了一对乡村夫妻之间的沟通悲剧，释放了悲伤积蓄的能量。叙事者则在旁冷静观察，不介入任何一方。诗歌扮演的是命运的角色，不是直白的情感宣泄。而这一切，都是通过精致的形式和匠心传达出来的。布罗茨基关注的形式和匠心，除了叙事的节奏、诗行的排列、音步的轻重之外，还包括了诗页两边的空白，同一个动词出现的次数，甚至感叹词“哦”的运用等等细节。在布罗茨基看来，诗人随心所欲驾驭日常生活材料的能力，恰恰是通过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表现出来的，它暗示了一种“游刃有余的超然”。（265页）

    因为超然，所以优雅。超然的优雅，可从两方面看。对诗人来说表现为敏感，关注表情、动作、词语（无声的和有声的）中隐含的情感和心理诉求；从宏大的民族语言词库中选择最恰当的词语，将其安放在最恰当的位置上。对评论家来说，则表现为敏锐，如蜘蛛倾听网上轻微的颤动般，捕捉到文本中语词的细微差别，进而对诗人的创作动机和情感诉求作想象性还原，关注他是如何“将有实义的单词爆破成纯粹的非语意声响”，又将非语意的声响如感叹词等，上升为有实义的单词的。比如，在分析哈代诗作时，布罗茨基在四音步扬抑格中听出了马车颠簸起伏的运动方式，在“相互碰撞的辅音和张着大嘴的元音”之间领悟了诗人“蓄意为之的笨拙”背后的情感张力。

    除了听觉维度以外，布罗茨基还特别关注“诗的视觉维度”。现代诗不同于传统诗的一点，在于它主要是以印刷品形式出现而被人默读的。因此，诗行在页面上的排列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诗意的传达。在评论哈代在泰坦尼克号出事之后即兴创作的《两者相会》中，布罗茨基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诗行的排列和韵律的互动上。他注意到，冰山和邮船，这两个砰然相撞的庞然大物，其外观极为相似，都显现为一个锥体。全诗的排列和音步设计就是按照这个锥体建构起来，缓缓推进，将读者带入一场文本上的潜水探险的。布罗茨基认为，诗人对“无处不在的意志操控一切”的认识，对科技万能的信念发出的怀疑，或对人类虚荣而遭报应发出的哀歌，正是在形式和内容的高度融合中逐步传达出来的。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非尝过创作甘苦者不能为也。哈代之灵若有知，必含笑于九泉。

    写到这里，我斗胆说一句，这首诗中译的标题不尽如人意，将英文的The Convergence of theTwain译作《两者相会》，过于拘泥原文，用词似欠优雅。其实有一个现成的佳译《双峰会》（飞白译）可以采用。“峰”，令人联想到锥体，与原诗主旨不谋而合，也与全诗金字塔式的建筑结构（两个三音步和一个六音步）恰好吻合，不知译者和责编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