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因而是经受不正经考验的生活。我说得不错：考验。因为不正经，若带来轻松的话，同时从动摇基础这一点来说，却也是十分残酷的，因为生命（我的生命、其他人物的生命）都是在这些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义与价值的。因而说昆德拉的小说归根结蒂都是具有道德与形而上破坏性的故事。但是破坏并不是不经斗争的，也就是说不遇到抗争就完成的。人物通过抗争试图拯救他直到那时对自己的生命、欲望、命运所赋予的那份正经，现在生命、欲望、命运受到了不正经的腐蚀性风的攻击，变得脆弱，有崩溃的危险。一些人物，和《玩笑》的主角吕德维克（Rudvik），《爱德华和上帝》（收入《可笑的爱情》的主角爱德华，或《笑与遗忘的书》的女主角泰米娜（Tamina），堪为这方面的典型人物。
    这是因为生命、自我、爱情、诗、历史、政治，一切使我相信自己与世界的东西，都是绝对需要正经才得以存在的。因而这一切都要跟崩溃进行抗争、较量、抵制。以致于一个完全不正经的人生显得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更可以说，像一个极限点，意识上的一条地平线，当然是消极的，但总是地平线，像一切地平线既近又远，既清晰又不可企及。
    对《没有一句正经话的小说》也可说同样的话。这似乎提到一种绝对小说，一种极限小说，小说的一种理想，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福楼拜心目中的“什么都不谈到的小说，……依靠文笔的内在力量挺然而立[1] ”，或者瓦莱里所说的“纯粹的诗，……诗人的欲望、努力与力量的理想极限[2] ”。作为纯粹的诗，就是排除任何散文痕迹的诗，同样，据昆德拉的意思，纯粹的小说中不存在任何“非小说”成分，也就是“正经”成分
    于是就像薇拉提到的，“正经（保护着）”；它保护着小说家不受“等待着”他的“狼”袭击；但是它还保护小说家自己，保护狼自己和读者不受小说及其渗出的致命毒素的影响，这里当然会想起昆德拉对“卡夫卡学”，对拉伯雷或海明威作品遭到正经可怕的歪曲评论所能说的一切话……但是昆德拉本人的小说又有怎样的遭遇呢？直到目前为止，薇拉说，“正经保护着你”。对他在《慢》以前出版的作品作出这样的“评论”应该怎样理解呢？《玩笑》、《告别圆舞曲》、《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这都是些“正经”的小说吗？
    事实上，应该把薇拉的看法当作一个讽刺的，也恰是不正经的看法：在以前的小说里保护着“狼”的那个正经，是狼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欲壑而在里面找到的正经，也就是说可以给他们作为诱饵的一切，而舍弃这些小说中的根本的、不正经的、因而不可容忍的意义。举例来说，在《笑与遗忘的书》以前，甚至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以前，他们自我陶醉在昆德拉作品中，读到了一名不同政见者提供的催人泪下的“证词”；然后，在《不朽》中是另一份“证词”，这次提供的是一名厌恶西方民主制度罪恶的老不同政见者。这样，正经安全了，狼的良心也随着安全了。
    但是这类诱饵在《慢》里就不那么好找了，书中没有多少“思想”或者“立场”作为依据。书里一切都浸泡在笑与轻的净水里。就像在阅读拉伯雷、狄德罗，在观看木偶戏、哑剧。大家都在不正经的世界上赤裸裸，疯癫癫，做美，高唱凯歌。

三    《慢》利用不正经的浪漫幻想资源和可能性，继昆德拉的其他小说之后，提供了一个新的写照，具体来说，这部小说是用不正经的两大调式来演奏的，两者的对位配器是小说结构的钥匙之一。这两种调式，一种可以称为滑稽模仿调，另一种称为抒情调。这与对待不正经世界的两种态度是相呼应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跟生活中的两种可能结果是相呼应的。
    第一种调式当然又明显又可笑。在《慢》一书中，滑稽模仿调式反映了聚集在城堡一酒店的“当代”人物的面目与历史，在沉睡的薇拉周围，城堡酒店也就成了一座舞台。演出一幕媒体--色情大闹剧，笑料迭出，一个比一个诙谐风趣。这里的喜剧性主要表现在人物的无意识性，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处境与命运的不正经。从杜贝尔克到捷克学者，从贝尔克一伊玛居拉塔到文森特一朱丽，都多少属于出色的昆德拉无辜者画廊（弗莱希曼（Fleischman）、海伦娜(Helena)、贾洛米尔(Jaromil)、埃特维奇(Advige)、劳拉(Laura)），他们行动，他们思想，做时仿佛他们的生活与自身真有他们认为的那样重要，那样有意义似的，这使他们不断地--惹人好笑地--进行模仿，为了在自己眼里，在其他人眼里“保持正经”。“舞蹈家”这些人物，同时也是骗子，像文森特假装勃起，伊玛居拉塔玩弄自杀，贝尔克（也有文森特）号召“反抗不由我们选择的人类处境”。但是在小说的不正经领域里，他们装腔作势，不可避免地成了滑天下之大稽的精彩写照，尤其是一网打尽傻瓜蛋游戏的辉煌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