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王怡兄、冉云飞兄的邀请，要我来讲一下昆德拉。起初，我有点踌蹰，因为九十年代伊始，我就不太关注这位作家了。昆德拉在中国走红了十几年，谈论他的文字不少，做他的博士论文的也有，尽管读到此类文字，我总是感到有点缺然，但我自己也未必能有什么新见。再者，我虽然教书近二十年，却很少做公开的讲演，怕讲不好，浪费了别人的时间。我想我是一个好听众，但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讲演者，这是我预先要申请大家谅解的。

    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是：昆德拉与我们。一个中欧小国的作家，受到中国人如此长期的关注、谈论，似乎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与中国当下语境发生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怎么产生的？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今天我就试着从这个方面，来谈论昆德拉。

    第一、昆德拉在中国的被介绍与被接受

    最早向大陆介绍昆德拉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李欧芃先生。1985年，他在武汉一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谈到南美的马尔克斯、东欧的昆德拉，认为他们是当代两个最重要的作家。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几乎不为人知。那时，马尔克斯的作品已经被译成中文。从写作上讲，马尔克斯的影响好像更大，甚至有段时期，作家们写小说，开头都喜欢来个“多年以后，我……”的句式，但现在看来，那种切断历史的文化探索，不能解释这一百年以来历史必然性对中国的巨大作用。至于昆德拉，我觉得，主要还是给我们一种新的思想修辞学，一种批判的角度。

    我自己翻译昆德拉，完全是出于偶然。1986年那会儿，刚刚研究生毕业，得以从专业中暂时脱身，又由于比较关注当代文学，对新时期以来的作品不满，中国的作家也在批判，在反思，但总是感觉没有份量，缺了什么。当时卡夫卡、萨特的作品早已被介绍进来，已经知道了荒诞的概念。碰巧有个认识的美国学者来华访学，她是研究梁漱溟的专家，喜欢文学，随身带了一本《为了告别的聚会》，走时便丢给了我。读了此书后，感到一种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诞。这样说吧，有一种家族相似性，就是罗素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化圈的现象。比如，书中有个细节，一个妇科医生的朋友来访，那位医生就让朋友穿上白大褂，去产房观摩，非常随便，非常自然。类似的故事，我也从认识的医生朋友那里听说过，这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虚假的意识形态宣传中也是不可想象的，但那确实是我们的生活常态，一种没有道德的道德。

    到那时为止，我所受的都是精英文学观和欧陆美学的教育，索尔仁尼琴写的是人性向上的沉重，这我好理解，而且喜欢；昆德拉写的是价值失落后的反讽，同时又不乏批判的力度，对我来说就有点新了。读完之后，讲给几位朋友听，也是相同的感受，于是就要我译出来看看，也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就是给他们看看。

    这时，韩少功也在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听说我译了昆德拉的书，就跟作家出版社讲了。把书稿带到北京，见到编辑白冰、崔艾真。当时心里不是很有把握，在他们的办公室，记得崔艾真还对我说了一句，你看上去挺学生气的。我想我那时应该显得很可疑才对，土里土气的，手里提着一个提箱，里面装着一本全是写性爱与政治的书。听了这话，还着实有点沮丧，难道我的脸上真的就那么一派天真吗？担心是多余的，第二天，崔艾真就给我来电话，说出版社打算出版，她做责编。如今想来，在那个年代，这些编辑是担着一定风险的，是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才使这本书得以面世。

    此后，我又译了《玩笑》、《生活在别处》。这时，人们已经开始知道昆德拉，讨论文章出现了，压力也开始出现。比如，《玩笑》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玩笑，好像是1989年，捷克大使馆有意见了，怎么能出异议者的书呢？于是暂时不能出了，得等待。等到九十年代初，捷克方面没有问题了，国内又不能出了。中国的出版情况，总是松一阵，紧一阵。好像当局从来就喜欢开玩笑，让作者和读者在其中体验到特殊的兴奋和忧虑。后来又宽松了一点，这两本书才得以出版。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买下昆德拉全部著作的版权，根据法文版重新出版。我还记得当初译完《玩笑》后，曾与这个出版社联系，但他们的编辑正在编海明威之类的书，根本没有听说过昆德拉，委婉地回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