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虽然不用工作，但是在帝国咖啡馆遇到路斯时，他已经在柏林学习过机械工程，并在曼彻斯特大学进修过航空工程学。人们并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在咖啡馆里跟路斯说了些什么，但他们见面后变成了好朋友。维特根斯坦的家财逆转了传统那种师傅和学徒的关系。在这次会面之后，维特根斯坦开始悄悄地塞钱给比他年纪大的路斯。

    维特根斯坦家族的财富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在建设那座楼房时那种负面的痴迷。虽然维特根斯坦最终放弃了他的财产，但在给他姐姐修建昆德曼街上的楼房时，他用起钱来却毫不犹豫。他的侄女赫米内·维特根斯坦在题为“家族往事”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个颇能反映其挥霍无度的故事：“当时整座房子都盖好了，正要开始打扫卫生，他却要求将某个大房间的天花板抬高三厘米。”这次调整貌似很小，但却涉及庞大的结构重建，只有不惜代价的客户才会这么干。赫米内说诸如此类的改动有很多，都是因为“路德维希一丝不苟地想让所有比例都恰到好处”。经济的约束和阻力并没有成为他的老师，而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又催生了导致他的楼房“生病”的完美主义。

    在路斯的建筑中，缺钱往往和简洁的美学观结合在一起，1909年到1911年间他在维也纳给自己造的房子就是这样。他的构思倒不完全是清教徒式的；比如说他给1922年落成的芝加哥论坛报大厦添加了许多闪亮的花岗石柱子，因为他的客户很有钱。等到有钱的时候，路斯也买了不少非洲雕塑和威尼斯的玻璃制品，并将它们摆设在自己家里。他的建筑理论和经济状况促使他选择了朴素和简洁，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客体主义完全拒绝感官的愉悦；对形式的痴迷并没有钝化他对材料的感觉。

    路斯必须积极地应对他遇到的困难，这可以从他建设摩勒别墅时所犯的错误中看出来。当时摩勒别墅的地基没有打好，可是他没有钱将其挖掉重来，于是只好加厚了一面墙壁，以此来消化这次错误，并将这面加厚的墙壁变成重要的侧壁。摩勒别墅规整干净的形式，是路斯修正了许多类似的错误、克服了许多现实障碍之后才得到的；资源的匮乏刺激了他的形式感。维特根斯坦因为并不缺钱，所以无缘于这种形式与错误之间的创造性对话。

    赋予事物以完美的形状可能意味着抹除工作过程的痕迹和证据。证据被消除以后，物品就会显得浑然天成。这种清理出来的完美是一种静止的状态；物品本身并没有任何痕迹反应它是怎么形成的。如果我们将这两座楼房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它们在墙面比例、房间大小和材料细节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

    从形式上来说，维特根斯坦的楼房就像一个四周附带着小盒子的大鞋盒；只有后面那个盒子的屋顶是倾斜的。这座楼房的外墙涂满了光滑的灰色石灰泥，一点装饰品都没有。其窗户的线条非常规整，前立面的窗户尤其如此。这座楼房有三层，每层有三个窗户，每个窗户各有两根窗棂，将其隔成三个同等大小的长方形窗格。摩勒别墅则是另外一种盒子。路斯早年认为建筑应该表里如一，但等到开始建造这座楼房时，他已经放弃这种想法。外墙的窗户大小并不相同，自身构成了一个图案，有点像蒙德里安的画作。维特根斯坦那座楼房的窗户样式大小都很死板，而摩勒别墅的窗户则要灵活得多。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是，路斯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工地，仔细观察光线在每天不同时段的变化，再据以修改自己的建筑方案。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这么做，所以他的方案也就没有路斯的灵活。

    如果走进这两座楼房，对比就更加强烈了。在摩勒别墅的门厅，立柱、楼梯、地板和墙壁的表面都在邀请来客继续往里面走。这基本上要归功于路斯对光线的敏感；这些表面的光线会随着人们的走动而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人们对这座楼房的观感。维特根斯坦家的门厅和入口走廊就没有发出这样的邀请。对确切比例的痴迷导致门厅看上去更像一个独立的房间。原因就在维特根斯坦在此处应用的计算：室内玻璃房门的比例和室外玻璃窗户的比例一样，而地板的比例又跟房门的比例一样。白天的光线只能间接地照射进去，而且分布得很均匀；夜晚的光线则来自一个裸露的电灯泡。人们走得越深入，这种静态空间和动态空间的差别就会越明显。

    现代设计师很难处理好单个房间的大小与连接各个房间的通道之间的关系。在古代政制时期，有些贵族建筑采用了安菲拉德设计，人们可以很方便地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但它更依赖房门的位置而不是房间的大小。现代的建筑师希望人们能够在空间里自由地流动，于是他们将室内的房门放大，消除了墙壁。但安菲拉德的艺术很复杂，并非只是简单地拆除了房间与房间之间的障碍，它通过墙壁的形式、地板的高低和灯光的变化来组织人们的流动，这样你就知道要走去哪里，可以走多快，最终走到什么地方可以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