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到1928年，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致力于为他的姐姐在昆德曼街设计和建造一座楼房；昆德曼街在维也纳，当时还有很多空地。维特根斯坦曾自豪地谈起这座楼房，但最终变成了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他在1940年写的私人笔记中提到，这座建筑“缺乏健康”；他怀着郁闷的心情回想起他的建筑，觉得它“很漂亮”，但缺少“自然的生活气息”。他鞭辟入里地为这座楼房的疾病做出了诊断：这要怪他自己最初的想法，那时候“我的兴趣不在于修建一座楼房，而在于……给自己提供一座囊括所有可能性的建筑”。

    这个计划实在是再宏伟不过了。这位当时年纪尚轻的哲学家试图理解所有建筑的本质，第一次动手就想修建一座完美的模范楼房—如果不算一座位于挪威的小木屋，这是维特根斯坦唯一盖过的房子。它的建造理念是表现出某些建筑的共性，成为“一座囊括所有可能性的建筑”。兴建昆德曼街这座楼房时，维特根斯坦的生命正处于一个特殊阶段的末尾，当时他正在哲学上寻找一种类似于“囊括所有可能性的建筑”的东西；从大约1910年到1924年，他乐此不疲地探索这种通用的哲学理论。我相信他在回头审视自己的建筑时显得如此挑剔，也是因为盖这座楼房浪费了他不少本来可以用于哲学研究的时间。但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那座楼房：根据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判断，他对理想的完美建筑的追求，导致这座楼房变得毫无生气。损害到这座楼房的，正是他的不懈追求。

    有个好办法可以评价这座楼房和哲学家后来对其疾病的诊断，那就是将维特根斯坦的房子和同期在维也纳落成的另一座楼房进行比较。那座楼房是职业建筑师阿道夫·路斯设计的。维特根斯坦的建筑品味来自路斯，而路斯的巅峰之作则是摩勒别墅。路斯1870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先是短暂地在某个技术学院进修过，然后去了美国，一边当石匠一边上学。他自己的建筑实践始于1897年。他最初是以建筑学方面的著作和设计方案闻名的，但始终对建筑楼房的物质过程有强烈的兴趣。这让他有可能体验到一种较为正面的痴迷，也就是说，他虽然不懈地追求把事情做好，但是也顾及了各种在他控制之外的情况，以及其他人的劳动。

    维特根斯坦和路斯的初次相遇，是在1914年7月27日的维也纳帝国咖啡馆，当时他更钦佩的是路斯写下的论著而不是修盖的建筑。路斯把建筑视为新客体，认为应该突出建筑的实用功能，尽量少用装饰。我们在讨论物质意识那一章提到的“诚实的砖块”在这种倡导材料与形式是一体的新客体主义中再次出现，但路斯剥夺了18世纪关于材料的讨论中那些拟人化的联想。他也很讨厌他父母那个年代的房子，空中挂着流苏和水晶吊灯，地上铺着厚厚的东方地毯，架子上有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内部空间则摆了许多餐桌书桌，还有碍事的仿古柱子。

    1908年，路斯在《装饰与罪恶》中炮轰了这一切。他试图将自己在美国游历时发现的实用之美和建筑结合起来，用一些日常生活用得上的物品来取代华而不实的装饰，比如说手提箱、印刷机和电话。路斯特别敬仰干净利落的布鲁克林大桥和纽约火车站的架构。和他那些在德国发起包豪斯运动的同时代人一样，路斯拥抱了一种由工业生产造就的革命性美学观，这种在《百科全书》中早已露出端倪的美学观和约翰·罗斯金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那些将匠艺和艺术合二为一的机器揭示了所有建筑形式的本质之美。

    “干净”和“简洁”很能激起维特根斯坦这种家世的年轻人的共鸣；为了理解维特根斯坦在建筑上的品味，以及他在打造“一座囊括所有可能性的建筑”时遇到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他的家境。他的父亲卡尔当时已经是欧洲实业家中的顶级富豪。老维特根斯坦并不是那种粗俗的资本家。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布鲁诺·瓦尔特和巴勃罗·卡萨尔斯都是他的座上宾；他们会看到老维特根斯坦家墙壁上挂着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其他新艺术家的画作；建筑家约瑟夫·霍夫曼已经完成了老维特根斯坦许多乡村别墅中的一座。

    但就像一战前许多富裕的犹太人那样，维特根斯坦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露富，因为19世纪90年代维也纳反犹主义情绪高涨，首当其冲的正是那些爬到社会顶层的犹太人。就以位于阿利街的维特根斯坦公馆为例，其私人空间极尽奢靡，而公共区域则朴实无华，两者达成了一种惊人的平衡。尽管浴室的水龙头都是镀金的，卧室和小型客厅里充满了各种珠宝玉石，但大宴会厅则要收敛得多。卡尔·维特根斯坦买得起任何他想买的画，也买了很多上佳之作，但在这个用来会客的大房间里，他只挂了几幅新艺术家的作品。这响应了针对当年维也纳犹太人富翁提出的“装饰就是罪恶”的口号：用来展现财富的装饰就像厕所里的东西，是上不得台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