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仔细研究的是孙仲旭翻译的三十多本书的名单，我们会发现，名单中仅有一人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但其中好几位作家的翻译难度要高过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平均水平。所以，这是耐人寻味的一个指标。这些书目就是他的视野与版图。这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是他在为我们聚焦。

    德里达制定过“友谊的法则”：一个朋友总要先死在另一个朋友的前面，幸存的那个朋友就有了埋葬和悼念死者的责任。因此，友谊与哀悼就这样不可分离。

    此刻，不存在说话合适的可能性—谁能说出合适的话来？但在所有不合适的话中，有些话是最不合适的。比如，完全没有医学专业背景的人侈谈抑郁症的诊治、用微信了解到的翻译稿费去测量伟大灵魂的深度、从没翻译过一万字的人畅论翻译的苦楚与艰辛……

    在E. B. 怀特的《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一书后记里，孙仲旭说他“深为怀特文字的精雕细琢、富于情趣及识见的不凡而打动。”“有幸接下本书的翻译任务，终于圆了译一本怀特作品集的夙愿。”

    也就是说，孙仲旭翻译外文书，稿费至少不是考虑的首要因素。退一万步说，没有稿费，诗人也还在写诗。

    没有一分钱，还是有大量的人在钓鱼、跑步、爬山、游泳……有人会说，那些是对身体有好处的，而翻译却损坏身体。那网络游戏呢？

    值得仔细研究的是他翻译的三十多本书的名单，尽管书目有可能是他和出版社磋商、妥协的结果，但仍然可以感觉他的喜好、见解与战略。我粗略将他的译作分类如下：

    一部分是长销书，如奥威尔、塞林格、卡佛、奈保尔、怀特、伍迪·艾伦、林·拉德纳。

    一部分是文艺书籍：普拉斯、斯托帕、格罗史密斯、麦克尤恩、耶茨、麦卡利斯特、麦克纳尔蒂、詹姆斯·瑟伯、雪莉·杰克逊。这些文艺书籍中，有些可能会变成长销书。

    此外还有些偏实用的书，如玛格丽特·亨利的经典童书、艾拉·雷文的惊悚小说、关于流行音乐的书籍。值得提一下艾拉·雷文，他的《死亡陷阱》是百老汇上演时间最长的惊悚舞台剧。

    我们会发现，名单中仅有一人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但其中好几位作家（如伍迪·艾伦与怀特）的翻译难度要高过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平均水平。难度不代表文学水平，但会与译者的劳动强度挂钩，与销量可能反向挂钩。所以，这是耐人寻味的一个指标。

    难度还存在于普通读者意识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因为已经有了施咸荣的译本，后来者想要取而代之比较难。一是施咸荣的爱好者会有先入为主的看法，二是有的读者不觉得此书有读两个译本的必要。比如我。

    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知道何伟的《寻路中国》，此书2011年问世后变成了畅销书，说它是报道中国最好的新闻作品也不为过。

    同样是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结集，孙仲旭翻译的《门萨的娼妓》就没有那么幸运了，2004年问世后却不大有人知晓，至少影响力和《寻路中国》没法比。

    但纯粹就智力劳动的成就上，我觉得何伟与伍迪·艾伦难分轩轾。在翻译的难度上，《门萨的娼妓》可能要难5倍。全中国能翻译这本书的人不会超过10个。中英文俱佳的人也是有的，但熟稔美国文化、对伍迪·艾伦的冷幽默能会心一笑的人就不多了。

    孙仲旭选择比较难的书来翻译，看中的是书的价值。

    当然，有些书翻译难度并不大，但也都是好书，甚至是必读书。这种眼光与气度就比较少见了。

    国内有一批只读“好书”的读者，他们只读也许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著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发达国家的读者的知识面要比我们宽广很多。比如说关于抑郁症，我们的知识与宋朝人差别并不明显。假设一个穿越过来的宋朝人，看半个小时的网页，就基本上与我们持平了。这些年追看过美剧的人，应该发现柏拉图说得真对：知识就像是一个球，球内是已知的，球外是未知的，你知道越多，就发现自己不知道的更多。

    一个人，读遍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者的书，他未必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人。而当今世界精神领域创造的核心，无非是那几百本书。好莱坞大片、日本漫画，以及最新的时尚，都围绕着这个核心在转动、变幻。

    这些书目就是他的视野与版图。这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是他在为我们聚焦。

    在书目中有一本《塞林格传》，这是他翻译的第一本书，他的评语是“我出的第一本译作，现在很不满意，建议不要读。”

    将半真半假的笑话放一边，我们会发现孙仲旭的战术是清晰的：先翻译传记，再攻打《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国内翻译界，这是最先进的战术了。

    孙仲旭，一个可信的译者，因为可信，也许将来还会是一个出版的品牌。有质有量的译者，孙仲旭之外，还能推荐一个人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