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共同社曾经派驻中国总局的盐泽英一先生2008年年初在接受中国传播学者张志安博士的访问时有一系列说法,比如“日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是自民党执政,但很多左派进入媒体当记者……媒体界和教育界是左派的摇篮”,“冷战结束了,左派受挫了。"文革"的时候,包括《朝日新闻》和共同社在内,我们写了很多赞同"文革"、赞美"文革"的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现了我们的理想……直到现在一说起这个问题,右派报纸会说﹕"文革"的时候,你们做了什么?你们都写错了”。
野岛刚:《朝日新闻》社大规模把记者派到中国大陆,应该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之后,之前也有一些记者曾经驻北京。直到现在,《朝日新闻》(1879年1月25日于大阪创刊,以“不偏不党”为办报方针;1888年开始实行产业化管理;1930年前后,与《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在东京首次形成三报鼎立局面——采访者注)还是被批评。
几年前我驻海外时,报社内部有一个委员会,负责客观检讨过去自己重要报道的失误有什么原因、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然后在报纸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介绍我们对自己做过的研究。我们回顾和反省的结论之一是,“文革”后期,大家都说中日友好重要,《朝日新闻》也许有点太倾共,认为要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以推动中日友好关系,所以那个时代的编辑干部,觉得对华报道如果太负面,会影响到中日关系,他们就叫记者写正面的。但是,当时有一些媒体如《读卖新闻》写得比我们客观,我们现在认为自己是错误的,我们当时应该也可以做得更好吧。
问:在新书《两个故宫的离合》中,您却能直面故宫文物漂泊、离散背后的日本因素,这种情感的拿捏很冷静很平衡,2012年的“钓鱼岛购岛”危机以来,您这种比较亲近中国的姿态与主张,在日本国内会受到压力吗?
野岛刚:对我来说,故宫的历史很明显——没有日本当年控制东北和建立满洲国以及攻打华北,中日战争如果没有爆发,故宫文物就没必要迁徙去南京,后来就不必去台湾。当然,“两个故宫”的产生是国共内战的结果,日本因素在这里面可能不是直接的原因,但是也可以说是比较远的原因,因为台湾有论者说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中日战争的爆发。既然“两个故宫”的命运,日本已经介入了很多,这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那我就这样写吧。
关于“岛屿问题”的危机感我也有,这个需要双方冷静对待,不要太把它当成一件大事吧。总体来说,我对中日关系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们没有战略性的对立。
问:您2007年开始派驻台北,提前做过哪些准备?派驻台北之后,又是通过哪些渠道和方式来深入了解这里的?
野岛刚:我1987年到1992年在上智大学新闻系求学,1989年到199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中文,那个时代广东人、香港人的中文讲不好,所以1991年我去台湾师范大学学了半年中文。那时候台湾刚开始民主化,慢慢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那个时代的台湾人也很有自由理想。台湾问题对我来说是一定要面对的,我一直都要求去报道台湾,想要亲自地了解台湾忽然又变成什么样子了。
2007年开始以特派记者身份去台湾以后,我跟其他记者有一点不同,他们并不会天天找人做采访、写稿子,他们了解当天“中央社”或当地报纸的报道就可以写,以为看电视就知道现场如何。但是,我比较喜欢去现场,喜欢跟当地人说话,不管是台北还是高雄或者花莲、台东,哪里有了新闻就马上去。跟我一起采访的当地助手很辛苦,一年换了三个人。
问:那期间有没有结识比较重要的当地政商界人士?
野岛刚:很多!比如,马英九2008年当选之前,我跟他关系很好,可以发手机简讯联系,当选之后就要通过其新闻秘书联系了。马英九当选之后,我是他接受专访的第一个外国媒体记者。
当时结识的还有马英九的核心幕僚金溥聪,我也跟他交上了很好的朋友关系。还有民进党的谢长廷、蔡英文,这些人都是平常通过手机能联系到一起吃饭的。
马英九并不太习惯于跟日本人打交道,他对日本人的警惕性比较高。后来通过人介绍跟他接触,一点点开始产生信任。他当选之后,我对他一共做了三次专访,我提出申请,他都接受了。
专访马英九的时候,我尽量用比较逻辑的方法来说明,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的法律背景是他的优势,他非常喜欢国际法,在1970年代末期留学哈佛期间,曾经撰文主张钓鱼岛的所有权不是日本的,他的很多意见都有很有法律家的色彩。他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对于日本的立场及态度也极其严苛,但我跟他见面时,他没有特别提到过“钓鱼岛”的问题,可能因为我是日本人吧。他学法律,所以不太跟其他人讲交情,他喜欢论理,如果他提出问题,要尽量客观地跟他说明。
问:《两个故宫的离合》中,您关于采访技巧和方式有一些零星表达,比如“会场上有喜爱发问的记者,也有不喜欢提问的记者,我显然是属于前者”、“我到台湾就任特派员以后,曾到各"县市政府"巡回拜访”、“在重要人物就任前就先约访,所谓"打铁趁热"通常还满有效的”……请具体分享一下您的采访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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