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岛刚：我喜欢去现场直接采访当事人，从最核心的问题开始，希望问的方式可以挑起对方的惊讶，毕竟他们见到的记者太多了，我没有个性就会被忘记。我还喜欢同一个人采访好几次，每次问的问题会不一样，慢慢地获取对方信任，让对方习惯我。可能有时候他们不喜欢我，或者有一点反感，但是没关系，可能过一阵子他还会见我，也会有点印象。

　　有一次我问马英九，“你跟陈水扁哪里不一样？”这个问题可能让他有点不开心，他说陈水扁是做民进党的“总统”，我要做“全民的总统”。能够跟他拼到这句话，我非常意外，也很开心，因为这代表了他的核心“施政理想”吧。当时听到这句话，我马上想到，他卸任的时候可以通过这句话来写他任上成功或者不成功。

　　日本媒体是终生雇佣制

　　问：《两个故宫的离合》与《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两部新书，都附录了参考文献，那一个优秀的记者或驻外记者该如何借重来自学术界的成果？

　　野岛刚：我很喜欢学者们的书，他们的研究很细。学者写文章的目的是要写给同行专家看，我是记者，是要写给普通民众看，我要充分利用学者们的成果，给读者做一些翻译性的解读，以一种平易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事情的内涵。我的参考文献一般会很多，尽量纳入学者们的思维，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做他们同样的调查不可能，所以我充分利用他们的成果，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组合。比如《蒋介石日记》，很多学者去看，我也去看过，学者们的办法是把日记进行系统的整理，我是一直都在找关乎蒋的心灵的表达，或者关键的一句话。

　　记者虽然采访学术界的人，但一般不太喜欢自己做学术界的作业。我在报社抽一点时间念了硕士，现在在念博士。硕士是日本法政大学的国际关系专业，2005年开始，2007年拿到学位，研究的题目是“中日外交和日本援助的关系”，包括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援华的贴息贷款、日本对北京机场建设的援助等。

　　从2012年开始，我在京都的同志社大学念博士，研究的题目是“中日文化交流和内藤湖南”，《两个故宫的离合》中也出现了一点内藤湖南，他是战前具有代表性的东方史学家，提倡“亚洲主义”，也是辛亥革命后日本关西地区一些商人组成的中国艺术品沙龙“兰亭会”的重要人物。在同志社大学师从的是文化交流的专家，我发现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中国有大的危机的时候，大家都要去卖文物，那时候内藤湖南跟罗振玉、王国维他们都是朋友，后两位都是学者，又是清朝的名流，他们跑到日本来，本身有很多文物要卖，他们需要相互配合，卖给日本人，或者通过他们认识很多朋友，清朝的大量文物就这样卖到日本。现在，日本各地美术馆、博物馆有非常好的中国文物收藏，就是这个时代引进来的。对这段历史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所以我要做这个。

　　问：像您这样的学者型记者，在日本的主流媒体里面所占的比例高吗？这跟记者个人的职业追求或所服务媒体的激励机制也很有关系？

　　野岛刚：比例不会太高，很少。

　　在日本，媒体人从在公司开始上班那天起，位置就在那里，是终生雇佣制，所以也没必要太追逐个人的成就吧。因此，媒体里面写书的人非常少。在日本，记者中写书比较多的都是自由记者，比较少见我这样经常出版新书的。有些职业记者可能十年写一本，不像我这几年几乎每年写一本。

　　问：您没有正式地驻过中国大陆，驻台北的经历对您了解甚至将来驻中国大陆应该会很有帮助？

　　野岛刚：对，作为记者没有驻过中国大陆。我2007年至2010年去了台湾，不用写关于中国大陆的情况，后来发现两岸开始密切交流，很多新闻要写到两岸的问题，台湾问题本身是被迫跟中国的近代史有太密切的关系，如果要写一篇很好的台湾新闻，一定要学中国的近代史。这些是我去驻台北以后慢慢发现的。

　　我一直都要求《朝日新闻》尽快派我到中国大陆来，但将来能否成行，还要再看，我们报社人也很多，人事问题不容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