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印象中日本人似乎对中国书画更感兴趣？ 

    野岛刚：那是因为书画很难。对日本来说，有3样文物比较重要：书、画、陶瓷，这跟两国文化交流有关。我们从没看过青铜器，没有交流，没有兴趣。然后玉器，我们觉得那种白色或绿色的石头，我们到海边可以采到，哪里好看？会有这种感觉。我知道对中国人来说青铜器和玉器有宗教功用，后来慢慢扩散到民众。但我们对这背后的宗教、祭祀意义没有感觉。不过我们非常喜爱中国书画，所以这次展览日本方面也要求有些书法家，包括苏东坡、黄庭坚，书法作品也蛮多的。写书法只有日本、中国，华人地区韩国人放弃了，越南人放弃了。外国人来说，只有日本人写汉字。我们对书法的感情跟你们一样，从小立志要学书法。 

    人物周刊：你还写了本《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看书里内容，你个人相当偏爱宋朝。 

    野岛刚：我喜欢宋朝，宋是中国古代最幸福的朝代。我们日本人崇拜宋朝，崇拜苏东坡、司马光那个时代的文人，看了很多他们的作品，苏东坡让我们都流泪了。那时候日中贸易很密切，大量文化从中国传到日本，包括佛教、茶道、艺术文化，我们统统接受，因为宋朝那时候是先进国家，有世界第一大都市。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宋代，所以我们心目中的中国人都是那种有文化、优雅、很大方又能享受生活的，这是宋以来在日本形成的中国人的概念，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到了中国感到有点失望，因为大家都很紧张、很焦急，也没那么大方，很在意政治的影响，这点可能跟我们的理想有出入。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日本人眼中“理想的中国”就是唐宋时期的中国？ 

    野岛刚：大家都说唐宋，我觉得这话不对，唐和宋完全不一样，唐是贵族的时代，宋是民众的时代。唐朝的文化影响的是日本的高层，宋朝文化是进入到日本中产阶级里的，我们的天皇和贵族都受到唐朝文化影响，所以他们收藏唐朝文物非常多，他们跟着王羲之学书法。后来在日本，贵族文化慢慢下来，刚好是宋朝特别是老百姓可以享受的文化进来，所以就开始融合。宋朝真是一个很好的时代，老百姓文化开始发展，《清明上河图》里都是民众，不是贵族，但他们看起来过得很开心，没那么富裕，但已经温饱，很享受生活，中国山水画真正是在宋之后开始，包括瓷器也一样。我觉得宋可说是新的中国的开始，也是对现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时代。 

    不理解龙应台做官

    人物周刊：《两个故宫的离合》里，你把大陆和台湾的两岸关系比作婚恋中的男女，可否也用一个比喻形容下中日关系？ 

    野岛刚：我们跟中国的关系有点像兄弟，中国是长兄，我们是很有活力、很有实力的弟弟，有时候有意见，会跟长兄对着干，打架，但中日之间的根脉总是离不开的。如果说兄弟太近的话，那就是nephew（外甥），反正是同一个血统下面的两个名字，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一直跟中国学习的，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种崇拜，只是近代以后出现了变化，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人物周刊：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情感相对复杂，你作为日本记者来写中国大陆、台湾两岸的故宫文物迁徙历史，采访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困难？怎么克服？ 

    野岛刚：或许是在台湾采访那些老故宫人的时候，他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外省人，经历过中日战争，一直都被日本军队威胁，跟着文物走来走去，他们心里一定有种抗日心理，我采访他们时，这些老人家虽然愿意接受采访，但不太愿意说很多自己跟文物的故事，其中几个人态度就是“很痛苦”、“很穷”，但总的来说比较冷淡，不太合作。我看得出来他们并不喜欢日本，这种情况下，我就只能保持低调。如果采访对象是政治人物、高官，如果他有一些敌意，我可以问他一个挑衅点的问题，就算他生气，根据他的反应，就可以写稿啊，所以情况不同。

    人物周刊：记得你提到自己也采访过马英九，觉得他为人怎么样？ 

    野岛刚：采访过很多次了，2008年他当选后，我是第一个专访他的记者，后来也做过两次专访。为人很无聊，缺乏人情味，比较不太会开玩笑，采访时好像跟一个很严肃的学者对谈的感觉。（怎么看他的政绩？）他的优点是认真、清廉、有理想，还有法律背景，有活力，比如他喜欢跑步，这些都是他的魅力。缺点也很多，比如说他不懂人情，当一个政治家懂人情很重要，还有他对民意不敏感，不太会妥协，固执。马英九的政治技巧没那么高，他做台北市长做得很好，但他要做一个协调很多人利益的“总统”，可能在现在环境下比较困难吧，他支持率很低，这就是他不太理解民众对他的观感，他也无法改进，这是他存在的一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和龙应台也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