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岛刚：因为我在美国跟她一起看蒋介石日记，有一种朋友、战友的感觉，我跟她一年一两次见面、聊天，我们两个的观点有的不一样，但一样的观点是：中国大陆、日本、台湾这三者的关系很有意思，是个自己的题材。《大江大海》是她用自己的方式呼吁这三地要融合，这个观点我非常喜欢。而且，她处理一些事实不像媒体人那样，重视事实、资料，有点像纪实文学，但这是她的处理方式，作为一个作品来说很有意思。 

    人物周刊：你跟她不同的观点是什么？ 

    野岛刚：她跟权力的距离。我个人不太希望她去当什么部长。比如说你是个作者，我也是作者，那我不要当官。我觉得文化人或作家需要一个独立的心态，任何权力都没有办法控制我的那种心态，但她也是个很复杂的人：一方面喜爱、重视文化人的自由，经常批评领导；另一方面她跟马英九的关系很好，因为她本人的理想、野心，她选择做官，这点她没明确说明为什么要做官，但对她来说做官是一种自己的表现方式，但我有些无法理解。 

    文人当官是中国的规则吧？日本没有这种传统，而且日本从来没有什么官员，都是武士，日本以武士为中心的政治持续到近代，武士很少理解文化上的事，政治与文化相互分离。这与文人居于政治中心的中国有根本性的不同。我前阵在日本跟蒋方舟谈论作家应该要怎么过，我们两个意见一致地认为，作家不应该跟社会有太多交往，天天喝酒，讨好别人，我们应该过一种安静、单纯、有规则的生活，才会写出好的作品。 

    蒋介石的“以德报怨” 

    人物周刊：你的新书《蒋介石与日本军人》很快要在日本出版，介绍下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 

    野岛刚：这本书的采访一共用了7年，这个题比较难，收集资料、采访人物比较多，所以花了那么多时间。书的重点是讲蒋介石1949年以后的故事，蒋介石去台湾时思考为什么被共产党打败了，他知道是军队缺乏管理、思想和教育，这些最根本的军队训练不好，所以被打败，这是他的结论。他年轻时在日本受过军人教育，非常喜欢日式军人教育，所以他找了一些日本将领、参谋，总共83个，有个秘密协定，给他们好多钱，偷渡到台湾，在台北圆山饭店后边的山建一个军校，有点像黄埔军校。这个军队叫“白团”，在那里20年，对台湾国军的军人进行教育。这是个秘密的军事教育，因为日本人以前毕竟是敌人，而且对日本军人来说也有些违法，因为我们军人接受《波茨坦宣言》时，里面明确日本军官以后不要做公务机关工作，有这个条约，虽然是为外国服务，但还是在台湾为国民党担任教官，这是违法的，所以他们也是偷渡去的。“白团”这段历史一直是秘史，有人写过一点，但整个前后历史都没人写过。我通过查阅美国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台湾2011年才开放的蒋中正档案，还有采访这个计划中的一些军人——当事人还有几个活着，这些材料加起来做了这么一本书。 

    人物周刊：查看蒋介石日记和采访这些日本军人过程中有何发现？ 

    野岛刚：“白团”的课程里面有武士道，蒋介石也喜欢武士道，他跟学生一样上很多课程，很兴奋地在日记里写，武士道是一个“舍命取义”的思想，他很感动。在短短10年内，他说到“白团”中的日本军人非常多，其中有一些很有趣的记载，超过100个。 

    日本军人觉得蒋介石的这个计划是“以德报怨”。蒋介石1945年8月15日在南京发表一个演讲，说我们要用宽容的态度对待日本人，这个演讲在日本非常有名，让日本人感动流泪，在后来的中日交流中“以德报怨”这个概念是蒋介石提出的。所以日本军人第一个动机是想要帮蒋介石反攻大陆。第二个理由，在战后的日本，军人实在没饭吃没工作做，他们都是罪犯了，但他们年纪四五十岁，有家庭要负担，所以“白团”开始时，很多人愿意参加，这也有生活上的需要，因为提供的条件超好，给他们外籍教官的特殊地位，提供一个公寓，薪资是当时在日本大学毕业的人拿到的薪水的3到5倍，很高，也提供他们在当地的住宿、消费、车马、翻译、吃饭，全部都靠国民党。 

    人物周刊：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 

    野岛刚：我想探讨日本、中国大陆、台湾这三地复杂的、有因缘的、爱恨的关系，整个亚洲的历史全都在这里。就像我写故宫历史，如果日本没有打到东北去，故宫文物就不必要到南京去；日本没有发动中日战争，这个文物没有必要到四川去；如果日本没有被打败，这个文物可能就被日本人掌握了；如果国共内战蒋介石没有被打败，那么文物没有必要去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为什么国民党能够接管？因为日本在战争中输了，所以台湾我们交给中华民国。所以中国大陆、日本、台湾这三者历史的复杂性非常有意思，在故宫问题上可以反映出来，同时蒋介石的“白团”也是一个角度，只是题目换了，我写的都是这三者关系，虽然写到一些敏感问题，但力求客观、公正，这是一个学术性作品。

    （实习记者徐雨峤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