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阅读：我们面向人大、北大等高校学生的文学阅读做过一次随机采访，结果发现，有不少学生提到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杨庆祥：高校图书馆借出的书都有记录，借出率最高的就是路遥，这些年都是这样。我觉得，每个人对于文学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对于很多非文学专业的学生，他并不是把路遥当做文学去阅读的，可能就是当做一个励志书，一个传记。
    蒋方舟：他可能觉得读了《平凡的世界》就够了。
    杨庆祥：他基本上阅读的经验就停止在这里了，因为他觉得这已经是最好的作品了。这恰恰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阅读的匮乏。他不去读新的作品，不接纳新的审美经验，这是最要命的。不仅阅读路遥的人是这样，那些阅读网络文学的人也是这样的。
    阎连科：其实读者也在改变对经典的认识。
    杨庆祥：《平凡的世界》、《人生》我们以前都是不研究的，但是因为有了那么多读者就开始研究了。我就写了好几篇关于路遥的文章，我会影响我的学生，我的学生会影响其他人，愈演愈烈。
    蒋方舟：还有一个可能会导致作家的销量、影响变化的因素，就是影视。
    杨庆祥：我上课的感受就是这样。说一部小说，可能读过的人只有两三个，一说改编成电影，就顿时“哦——”，哪怕是一个最烂的电影都有人看过。
    阎连科：前段时间网上评鲁迅文化奖，我的新长篇和贾平凹的《带灯》都是十二三万票，得票率是比较高的，网上投票的人应该是年轻人吧。这是很奇怪的。
    杨庆祥：刚才阎老师讲到阅读和尊敬之间的关系。青年读者会去读《盗墓笔记》、《鬼吹灯》之类的，但是他不一定会尊敬这种创作，他不会投票给这类书。所以我觉得应该把阅读文学和消费文学区别开来。我可以买一本，为了好玩或者送朋友，但我消费它不代表我认同它。最完美的状态可能是村上春树这样的作家，既有消费性也有阅读性。
    青阅读：那么余华的《第七天》呢？算消费型还是阅读型？
    杨庆祥：这个有点复杂。余华有个先在的资本，他是余华，所以我要去看一下，但是没有满足大家的期待。

    “青春期”过后怎样写作？

    青阅读：我们看到过一个评论家的发言，认为宏大叙事是前辈的主流作家留下的“迷人的陷阱”，而年轻一辈对此应该警惕，因为他们有可能为了证明自己有写作能力，也要跨时空、表达时代变迁等等。是这样吗？宏大叙事是步入某种经典性写作的必要途径吗？
    张悦然：之所以很多年轻作家会有这样的尝试，并不一定是说他们很功利地认为，这是成为经典的必经之路，而是随着成长和阅历，你会对这些产生兴趣，真正地关心它们，让它进入你的作品。我们这代作家和阎老师这代作家的沟壑，其实也是被媒体妖魔化的，一直在强调，什么是这代作家，什么是那代作家，你们是怎么写的，他们又是怎么写的……现在年轻作家已经不再年轻，他们开始尝试与原来不一样的东西，那么评论者就会觉得你不是你了，你应该是那样的。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偏见和预设。
    蒋方舟：我自己也写小说，会有很多自我反省。有些题材是永恒的、宏大的，有些是为当下服务的，任何作者都会面对这两类题材的选择。我后来也认识清楚了，自己是属于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从题材的紧迫性上考虑，还是要先处理当下题材。随着读者被细分，你要想自己是属于文学史、文艺青年、还是普罗大众，你一旦把读者限定了，他会对你的写作风格产生影响。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都是不归路，你要为影视服务，就很难回到经典性写作的轨道上。
    杨庆祥：悦然说得对，既然你从事写作，必然不可能停留在个人的青春期里面，一个写作者必然要遭遇社会历史、自己的祖先、民族的传统……宏大叙事其实是个伪概念，没有什么宏大叙事，就是你要严肃地写作必然要过这个关，过不了这个关你就只是个流行作家、青春期作家、你就会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后消失。过了这个窄门，你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作家和一个伪作家的区别。伪作家现在太多了，写了一两本书我们就叫这个人作家，现在对作家的要求太低，对作家的命名太随意了。
    阎连科：是否宏大叙事，不是判断小说好坏的标准——宏大叙事好，其他的就不行，下一代作家写得特别个人化，就不如上一代。我认为小说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它说出人在时代中精神上的困境，当然落实到每一个人，经验是不同的。比如我们这代人对时代的经验会更敏感一点，下一代人可能考虑得更多是我个人怎么样。但是有一点，最终还是要归为这个人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