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在家读完了阎连科的最新小说《炸裂志》（上海文艺出版社）。这部小说在去年年终之时入选了多家媒体的年度好书，广受赞誉。但我以为，虽然这部小说算得上优秀，但还远称不上是杰作。它显示了阎连科面对现实发言的勇气，也折射出作者内心的焦灼和躁进。

　　毫无疑问，阎连科是当今中国第一流的小说家。他最擅长的是用亦魔亦幻、亦真亦虚的故事来重构现实生活的残酷、真实和荒诞。这种手法被他称为“神实主义”。《炸裂志》用的依然是这种手法。

　　在书中，阎连科讲述了一个叫做“炸裂”的小山村，在三十年里飞速发展，最终成为一个超级大都市的故事。对这部作品，作者显然是抱有雄心的，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访谈时，他曾自问：“一个作家是否可以通过一部作品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的三十年，对当代人的人心进行审视？”答案不言而喻。

　　首先要说，用“炸裂”一词来隐喻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巨变，可谓精准。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小说家用长篇小说来“正面强攻”这如真似幻的现实生活，仅在2013年，我就读到了余华的《第七天》、贾平凹的《带灯》。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是一种可贵的品质，值得鼓励。

　　但也许正是因为距离太近，沉淀太少，直面现实的勇气的另一面是匆忙上阵、力有不逮。余华的《第七天》读起来更像是新闻报道的文学化，贾平凹《带灯》的细碎也让我耐心全无。

　　而对于《炸裂志》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阎连科试图用其最擅长的“神实主义”来讲述中国的“炸裂”和“炸裂”的奥秘时，他的认识是粗糙的，叙事是失控的。在小说中，他描述权力和性的魔力时，细节精微，令人赞叹。但在对细节之后的人物性格上，他的聚焦显然不够，太过脸谱化，故事线索也有支离破碎之感。这种失控，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外明显，甚至使我一度丧失了读下去的兴趣。不客气说，这更像是一部完成度只有七分的半成品。 

　　我们大胆地假设一个讲述“炸裂”故事的理想模型。最完美的模型也许是既有山村炸裂为大都市变化的外在勾勒，也有对炸裂之下人性的复杂、异化、幽微、温暖的深描。并且，对于文学来说，后者显然比前者更重要。如果前者是皮，那么后者就是骨。可惜，《炸裂志》在面对这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人的灵魂之“骨”时，失败了。

　　也许是三十年里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快了，“炸裂”得阎连科有点瞠目结舌，顾此失彼。为何会出现这种失控？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在两年多以前，阎连科在北京的住房遭到强拆，为此他发表了陈情信和《丧家狗的一年》的文章。陈情信和文章中讲到强拆时，满是无奈、焦灼、悲伤、愤懑，可谓百感交集。

　　也许正是因于此，阎连科内心充满焦灼和急躁。在写作中，他急于倾诉，急于将三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一股脑地说出来，最终不自觉地丧失了对故事节奏、细节的控制和打磨。现实伤害了他，最终影响了文学。

　　我担心，这本书终将会像中国三十年来所发生的许多故事一样，因为发生的太快了，最后也将被迅速地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