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熟悉的一些上海文学中，人物上场没走两步，读者就知道作者怎么看他们，或希望读者怎么看他们，这样随意揉捏的人物很难有血有肉。面对汹涌而来的浦东平民群像，上海文学以往各种模式都无所施其技，只能仰仗夏商扎实而粗犷的讲述。乔乔、崴崴、仇香芹、刀美兰、大光明、唐龙根、侯德贵、老虫娟头、小开、顾邱娘、小螺蛳以及崴崴那些黑道手下们，大概属于鲁迅所谓“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一群，柳道海、车建国、马卫东、金六六等则可归入“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他们个个有自己的逻辑，哭着笑着向你走来。他们的故事充满强暴、无奈、邪恶、堕落、愚蠢、残忍、野蛮、不被同情的饱满的烦恼、无人援手的深邃的痛苦、令正人君子皱眉的恣肆的快意，但绝无过去上海故事中常见的隐忍、猥琐、躲藏、阴暗、腐败、算计和狭邪下作。
　　长期以来，“文学上海”在地理空间上与浦西城区以外的郊区和周边乡县（包括浦东）关系不大，基本局限于孤岛似的海上繁华之地。孤岛外的周边地区在90年代以来偏于“怀旧”或“欲望叙事”的“上海文学”中处于黑暗状态，孤岛之内曾被现代左翼作家探索过的平民和革命者以及建国后工人和普通市民也往往付之阙如。70后、80后新生代作家展现自己一代人的生活，几乎无例外地先要斩断与祖辈父辈的联系，这也遮蔽了90年代以来上海市民的真实生活图景，结果和偏于“怀旧”及“欲望叙事”的都市小说一道，汇入各种文化政治力量催生的想象空间——以“消费”、“财富”、“摩登”、“异国情调”、“情色”、“欲望”、“竞争”、“阴谋”、“跨国资本”、“冒险”、“游戏”为主导的“国际大都市”、“东方巴黎”、“十里洋场”、“租界”、“咖啡馆”、“舞厅”、“片场”、公寓、弄堂，其间出没的是才子佳人、前朝贵族、工商巨子、寓公、阔太、外侨、仆佣、混血儿、间谍、流氓、白相人、老克勒、嫖客、妓女、姘妇、政客、伶界明星、南下干部、红后代、白领、小资、遗产继承者、特权和食利阶层——似乎这才是“真正的上海”。
　　这种上海想象不仅使上海成为孤岛，还把偶尔映入眼帘的周边乡镇一厢情愿地涂抹一层上海情调和上海色彩，就好像把鲁迅的未庄或茅盾的林家铺子一律“上海化”了。《长恨歌》中王琦瑶外婆家“邬桥”就是上海气息笼罩下的上海的影子与附属品。在成为孤岛的上海内部，也排除了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反复描写的是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逻辑所构筑的富贵、冒险、悬空、奢靡、洋泾浜、西方化、颓败、感伤、奇特的上海形象。上海的参差不齐百态共存的历史与现实被温柔而粗暴地敉平。
　　这样获得的上海形象并非不真实，它无疑也是现代上海文化空间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开掘已经为上海乃至中国文学创生了相对成熟而流传有序的一个传统，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目前来看，它还有足够的发展空间，许多有才华的作家还将继续效力于此。但这也仅是上海想象的一部分，倘若以偏概全，不及其余，上海文学可能或应该描写的上海将永远是被压缩被扭曲的一种奇特景观。
　　夏商写浦东，不急于融入这种经典化了的“文学上海”。他野心不大，就想为消逝了的浦东树碑立传。但既然上海吞并了浦东，就不得不“被迫”消化浦东。问题是“上海文学”既有的想象模式并不那么容易消化（同化）夏商笔下粗暴野性充满血气的浦东平民世界。这个世界闯入上海文学既有的形象构图，也唤醒长期被漠视的浦西城区居民主体，他们和浦东平民“分形同气”，一旦汇合，犹如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腹中，毫不客气要打破以往所编织的由浦西某一地域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特殊人群的文学形象一统天下的神话。
　　许多上海作家都曾走出上海，写到“外地”和附近“农场”，如王安忆《长恨歌》、《遍地枭雄》、《上种红莲下种藕》等大量作品，里程《穿旗袍的姨妈》、《气味》，西飏《河豚》、《向日葵》、《夜色蝴蝶》，金宇澄《繁花》。这样频繁“外出”透露了上海作家不甘蜷伏于都市的狂野的心，但文学趣味不曾因此而改变，还把无远弗届的“上海气”携带到外地和近郊，覆盖一切所经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