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写的是浦东的清明上河图，其实是一摞人生的流水账。”这是夏商长篇小说《东岸纪事》的题记，说“清明上河图”可能有些夸张，但“人生的流水账”当属自谦之语。

　　这是一部气势如虹的长篇小说，用笔如刀刻画出浦东开发之前市井的生活百态。夏商，这位上海“中生代”作家凭借这部小说全新出发，在上海的土地上，开出了如此独特的花朵。

　　初中辍学的文学青年

　　河西：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文学的？

　　夏商：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意识，小时候爱看连环画，觉得挺有意思。那时老街上有老虎灶，有说书先生说书，《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之类，没钱进去听，就趴在窗外的门板上听。那时连环画很发达，有几个出版社做得比较好，比如上海人美社、岭南美术社、人民美术社等等。我现在家里还有上百套比较全的上世纪80年代中早期的连环画册，《镜花缘》《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还有西方名著的连环画，比如从《天方夜谭》里选出的一些单篇等等，读了很多，朦朦胧胧中觉得是不是自己也可以写一些东西。真正创作要到十四五岁，我初中辍学以后在化工厂上班，纯体力活，很辛苦，也想改变命运。通过社会上认识的记者老师，为《青年报》《劳动报》写一些零碎的东西，后来结识了一些副刊编辑，给副刊写的散文随笔就有点像创作了，文学青年的路大概都是差不多的。

　　河西：初中辍学是什么原因？

　　夏商：调皮，读不下去。我读的中学是浦东中学，这个学校早期和南开中学齐名，出了很多知名校友。我开始动笔写《东岸纪事》的时候，去学校拍过一些照片，那时校园还有一点80年代的影子，前年再去看，面目全非了，只剩下一幢老楼，和其他新建的新式中学没什么区别。

　　我在浦东生活了20多年，32岁才搬到浦西静安来住。我读书特别晚，9岁开始上小学，之前在和祖母生活在浦西武宁路一带，后来就回到浦东乡下的父母家去读书。我母亲是川沙本地人，父亲是船员，常年在外。乡村小学毕业后，初二上半学期读完就辍学了，前后加起来读了大概六七年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拼音，可以查字典了。辍学以后自己基础比较差，就自学，查字典、看辞海，后来因为浦东开发搞动迁，就进了工厂，再后来辞职做一些小生意糊口，同时进行文学创作，一直到今天。

　　河西：创作第一篇小说是什么时候？

　　夏商：第一篇小说大概是1986-1987年。我也不敢给《收获》《花城》这样的名刊投稿，就给一些地方的，但也是全国发行的刊物投稿。我第一篇散文就发在《剑南文学》上。我之所以选这些杂志，是认为录用率会高一些。省级文学刊物还不太敢投，惟一敢投的就是上海的《萌芽》，因为《萌芽》算是一个文学青年的阵地，旨在培养青年作家。我还曾战战兢兢地去拜访过《萌芽》的编辑，那时还是曹阳担任主编。

　　我的文学之路比较艰辛，都是自由投稿。当时参加文学社，有一份通讯名录，记录了全国各个刊物的通讯地址，就按地址一家家投过去。

　　河西：那个时代小说家的出道和现在年轻作家的成名方式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夏商：我们这批作家的出道和现在的作家不一样，比如韩寒、郭敬明的读者大多数是青少年，带有偶像崇拜的性质，不是文学读者，所以他们的作品好坏是次要的，作家的魅力更重要。严肃文学作家的读者人群小很多，有世俗影响力的作家也有，比如余华、莫言等，而我们这批影响小一些，属于先锋小说的尾声了，但出道方式和他们是一样的，先通过文学杂志得到圈内初步认同，而后再出书。不像现在，将小说在网络上一贴，书商包装一下就出道了。

　　现在文学杂志的作用确实在衰退，好杂志越来越少。当时有很多杂志都是很牛的，近年退步真的很大，不复当年的影响力。我们当时都会在这些名刊上登小说，把这些刊物当做一个平台，我在《作家》上发了近10篇小说，在《山花》《钟山》《花城》上也发了不少，《北京文学》《上海文学》《人民文学》都发过。

　　先锋文学的训练

　　河西：你的上一部长篇小说《乞儿流浪记》和《东岸纪事》的语言、结构处理有很大不同，显得比较欧化。

　　夏商：那是一部关于欲望、饥饿和性的小说，我把故事放在一个岛上，描写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岛有哲学意味，是一个封闭的陆地，和普通的大陆有很大区别，很多寓言故事都发生在岛上，比如戈尔丁的《蝇王》。这部小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一方面意象比较集中，寓言性基本完成了，另一方面我在写作中发现语言的训练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