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岸纪事》对我的意义，在于让我重获了写作的自信。”今年年初，上海作家夏商出版的这部长篇新作，着意刻画开发前浦东的风俗旧貌、人物世情。距离上一部作品已经过去八个年头，以这样一部跳脱了自己以往擅长的先锋叙事回归写实主义的《东岸纪事》再次出发，夏商自言是一种“冒险”。好在小说自出版以来受到了评论界与读者的肯定，让他觉得这次冒险“很值得”。
　　对于初二就已辍学的夏商而言，这些年的写作是一个不断自我学习与训练的过程，语言、结构、技巧种种，小说这门“手艺”在一次次的写作中不断磨砺，到了《东岸纪事》，终于圆融、成熟。“《东岸纪事》让我找到了一种小说叙事的方式，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结合”，对夏商而言，这个“结合”就是现实主义的框架与具象的现代主义小说技法，而这恰恰依赖于对生活的把握。“现在我写东西之前会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越来越注重资料的遴选与日常生活的经验，这也是我为什么越来越借助于采访的原因，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靠想象是无法达到的”，在他看来，语言、结构、技术可以想象，但是生活的细部却不会通过想象轻易达到。为了“抵达生活的细部”，他越来越将写作当作一个笨拙的东西，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对待自己的这门“手艺”。

　　“对上海文学的一种补充”

　　记者：有评论说，《东岸纪事》是为老浦东立传，这是因为小说刻画了一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浦东的风貌图景和众生相，也正是你所说的“浦东的清明上河图”。写这样一部小说，除了对你青年时期生活着的浦东的怀旧外，是否也有一种写作上的自主要求？
　　夏商：确实是这样。我过去写先锋小说，可以说，从技术、文本上而言已经训练得差不多了。在当下，我与其他同辈作家们遇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先锋小说转型后小说如何写？不约而同地我们都选择了回到生活本身。在遴选材料时，我自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生活。我在浦东生活了很多年，32岁才搬到浦西，当我离开它时，我才发现有一种乡愁。此后每当我回浦东时，总有一种亲密感，但同时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惆怅。这是我最初写作这篇小说的契机。写作时当然有很多的困难，2004年结束上一部长篇　《乞儿流浪记》，开始筹办自己的普洱茶公司，要做的事情非常琐碎。所以最初一直是在搜集小说材料的过程中，我去浦东档案馆搜集了很多资料，再加上了自己直接的生活体验和一些朋友的间接生活感悟，前前后后用了六年时间才将这部小说写了出来。
　　记者：用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写这部小说，除了生活中的事情比较多之外，更多的是不是因为你在材料的掌握与写作上有更多的考量？
　　夏商：是有反复。其实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就已经完成了小说三分之二的篇幅，但我后来发现有一个重要问题：方言。我在小说中用了大量沪语，一些朋友看了以后觉得阅读的障碍还是很大，所以我只能推倒重来。只保留了方言当中的意味，改写了一些方言，它由原来的主料盐变成了调味的味精，这样即使是外省的读者，通过上下文的对应也能比较容易理解了。其实北方作家也存在方言问题，老舍的京味小说，邓友梅的津味小说，还有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小说中的土话，还有山药蛋派，都有用方言进行写作的问题，所以方言不是南方作家独有的现象。但因为普通话是以北方音韵为基调，所以用京津晋鲁豫方言写作在阅读上的障碍比江南的吴侬软语小得多。这是南方作家吃亏的地方，逼迫你运用普通话来进行叙事。但事物都有两面。南方作家一旦将方言经过技术处理，大致解决了阅读障碍，会使小说显示出别致的形态。而北方作家的方言写作，因为与普通话同宗同源，反倒不能被凸显，被抵消了大半。此外，《东岸纪事》　的写作过程中，确实有一些人物的调整，比如乔乔本来有个妹妹，后来我把她处理掉了。诸如此类的调整，还是花了一些功夫。
　　记者：评论家郜元宝认为你的这部小说拓展了上海文学的版图，在我的理解里，这份文学版图的拓展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将上海文学延展到浦东，写作的对象不仅局限在十里洋场的沪西，另一层意思则是说在我们通常接受的以繁华、小资为底色的上海文学之外，《东岸纪事》　呈现了生活在城乡结合地带的浦东人的一种粗粝的野性和血气，这是非常不同的上海文学。
　　夏商：上海这个城市在文学文本中历来是阴柔的。上海作家不是没有写过市郊，但在他们笔下这个城市包括市郊始终是阴柔的、母性的，外地人对上海的印象也是如此，这是对上海的一种误读。由于上海的十里洋场和曾经的租界殖民，它呈现出了一种中西文化交融后的婀娜和风情万种，所以外界认为它是一个阴柔气的狐媚城市。但其实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上海从没有缺席，在各个行业里出现的阳刚的人物形象，表明上海有着阳刚的一面。但长时间以来这一面被遮蔽了，与文学对这一面的遮蔽与无想象也有一定关系。《东岸纪事》里浦东这种蛮荒的、粗粝的人物性格与城市底色在过去没有写过，至少是没有这样庞大地、密集地描写过。从这个角度说，算是对上海文学的一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