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曾拥有的血气和血色

    一贯洁身自好、勤学上进、美丽自信的乔乔被小螺蛳用掺了迷药的一碗馄饨夺去少女贞洁，人生道路从此陡转，被学校开除，被众人目为“拉三”(女流氓)，但她并未沉沦，而是因此生出结结实实的仇恨、复仇的决心、另谋出路的筹算。她主动委身给明知没结果也不会担责任而偏偏纠缠不清的南京诗人邵枫，一方面固然可怜这个诗人、让他“心理平衡”，另一方面也是和不切实际的理想挥手告别，从此走自己的路。她离家出走，躲到南汇乡下一家小饭店打工，和监狱唐管教短暂同居，也并非苟且，而含有欣赏和报恩的因素，并夹杂着绝望中希求安稳的心理，所以后来在报上看到唐龙根一家惨死，乔乔伤心欲绝。她被邻居、青梅竹马的傻男人马卫东寻回，很快下嫁给他，也是出于知恩图报和希求安稳，但她发现马卫东无法帮她在险恶环境中学会立足，更无法让她报复小螺蛳，就坦然与黑老大崴崴私通。这并非为了满足情欲，而是为了借崴崴之手报复小螺蛳：“你要是答应，我就当你姘头”。她后来同崴崴日久生情，但崴崴父母因她丧失生育力而歧视她，崴崴本人也移情别恋，这时候她的离开绝不拖泥带水。她和马卫东离婚并非毫无留恋，还有对马卫东父母和姐姐居中挑拨的不忿，然而一旦发现闺密娟子趁虚而入俘虏了马卫东时，乔乔很快就原谅了娟子，就像《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原谅了卢卡斯小姐，后者看准时机，人弃我取，迅速与遭到伊丽莎白拒绝的乏味透顶的柯林斯先生闪婚。乔乔先前原谅《嚼蛆》诗社那个浅薄自私而又非常辣手的任碧云，也同样出于她爽快旷达的个性。最后与出狱的“小开”结合，因为小开并不令人讨厌，真心崇拜她，此时一个成了“拉三”，一个是刑满释放的流氓，正好相依为命，而“小开”那个做副乡长的舅舅还可以为乔乔的饭店保驾护航。

    乔乔、崴崴、仇香芹、刀美兰、大光明、唐龙根、侯德贵、老虫娟头、小开、顾邱娘、小螺蛳以及崴崴那些黑道手下们，大概属于鲁迅《故乡》所谓“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一群，柳道海、车建国、马卫东等则属于“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他们一个个栩栩如生，是以往“上海文学”中很少写到的。这些浦东平民故事充满了强暴、无奈、邪恶、堕落、愚蠢、残忍、野蛮、不被同情的饱满的烦恼、无人援手的深邃的痛苦、令正人君子皱眉的恣肆的快意，但绝无过去上海故事中常见的隐忍、退缩、猥琐、下作、阴暗、腐败、狭邪。比如写乔乔委身唐管教时的心理感受：“这是她的身体第三次被占领，却分属三个男人。每一次都不是她心甘情愿的，包括第一次。乔乔恨自己的身体，觉得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垂涎它的男人，她只是代为保管，却要管饱管暖，带它走东走西，又不能扔掉。”生命在夏商笔下总是这样以自己的方式开辟道路，不坐以待毙，不怨天尤人，纵然像暴烈猛兽四处乱撞，头破血流，也不愿憋屈窝藏在狭隘市井，消磨、发酵、扭曲为市井特有的没出息的“狭邪”和“龌龊”。

    面对这样的生命，夏商只是照实写来，不赞赏，也不指责，惟有同情与怜悯，所以他也不操纵人物，不把人物当牵线木偶，任由他们自行其道，人物身上并无作者所赋予的一层鲜艳的光圈，都以本来面目示人，作者的作风因此也和人物的精神一样强悍、粗犷、遒劲。他写片警王庚林，老婆中毒身亡没几天，就去并不喜欢的风骚的寡妇顾邱娘那里寻欢，而当受害的姑娘状告顾邱娘不争气的儿子小螺蛳时，王庚林一方面要保护小螺蛳，却也不妨碍他敲老相好的竹杠，这很像李劼人《死水微澜》不加褒贬、照实写来的真率与大气。类似的例子《东岸纪事》上卷比比皆是。下卷荡开一笔，写崴崴父母版纳的生活，有点破坏结构均衡，写浦东动迁也过于琐碎，但因此牵出大光明、侯德贵、老虫娟头三个活宝，又足以弥补结构上的败笔，并把上卷照实写来的风格推到极致，真正做到了鲁迅评价《海上花列传》时所说的“平淡而近于自然”。

    我处处对照夏商小说与流行的某种上海文学，其实他笔下的浦东平民生活并非真正的上海文学的对立物，相反倒可能是惯于数典忘宗的某一类上海文学遮蔽已久的上海的本根。如果殖民地和后殖民时代造成的小气俗气肮脏之气并不算上海文学的本根，那么表面上似乎与半个多世纪“风情万种”的浦西上海无关的《东岸纪事》的浦东，才真让我们想象到被翻来覆去涂改过千遍的上海的真相——它曾经拥有过的血气和血色。写《东岸纪事》的夏商不仅为自己找到了一座前人不曾开采的文学富矿，更为上海文学寻出了它的根。晦气、肮脏和狭邪之气，一扫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