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本书的区别大致有四点。一、编排方法不同，《影真》将《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和《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分别编排，分设上下两册。《通信集》则是按照往来书信的时间顺序混合编排。二、书中收入书信的数量不同，《影真》353封，《通信集》391封，比前者搜集得更全一点了。三、《影真》以书信原件彩色影印，豪华装帧，更适合收藏。《通信集》全信文字录入排印，同时配发了近60幅作者手迹全彩印插图，图片处理精致，不仅可以欣赏到数十年前的文人墨迹、考究的各式彩笺，就是信末印章的字迹也印得清晰可见，为读者提供了阅读的雅趣。四、《影真》造价高，印数少，定价昂贵，适宜收藏，却不能满足大众读者的需求。而《通信集》的读者接受度比较高，在网上晒照片的就各式各样。
　　此外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书信中经历的时代、接触的人物以及叙述的历史事件，对于今天的读者，阅读起来或许会感到隔膜。为了尽量弥补历史的陌生感，《通信集》　在编排和校注上做了一点努力。如涉及到的人物，除了资料极难查找者外，一般都作了简注；为使读者能够对书信中所涉及到的人物的不同称谓一目了然，在书末附录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中涉及的人名索引》；书信中所谈及的作品、书籍和期刊等，一般也都作了简注，以便于读者阅读和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
　　陈：记得2009年初与您讨论《通信集》的体例，您提出可以“按往来时间编排，并作注释”，说实话当时听着是心中一惊的。因为明摆着您选了最难做的方式。他们的通信，写有完整年月日的少之又少，绝大部分未署年份，还有完全不落日期的；俞信很多连信封都没有。还有注释，注释书信从来繁难，他们之间的暗语、密语甚至文字游戏多多，看懂就够好，事件、背景的注释还牵涉到多寡进退的分寸，繁简皆可有说法，也都易遭致不满。
　　孙：的确，编完之后，我用了“艰巨”二字来描述自己的感受，这也是当时没有预料充分的。判断年份的依据大体有四点，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请有兴趣的读者参阅《编后记》中“书信写作年份的判断”一节。特别想说的是，利用这次为《通信集》编排的机会，一一考订了信件的时间，对《周作人书信》、《俞平伯全集》以及《影真》三本书，都有一些时间上的纠正，这是让我感到欣慰的。另外，注释现在的面貌显得比较简明，其实原稿是比较繁复的，其中经历了往复数次的删削调整。感谢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为此付出了心血，也感谢鲲西、刘运峰、张元卿、罗文华、刘绪源、孙郁等诸位先生关心和提供宝贵意见。。
　　陈：五百六七十条注释，虽然内容主要围绕所涉人物和作品，这是做工作必须划定一个原则才能进行所致，但其中还是透露了非常丰富的信息，书中有不少引而不发的注释，可以说是给读者各取所需、继续探索的礼物。您还追踪发掘了此前学界不曾注意到的许多资料。仅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周作人在1932年11月13日的信中谈道：“又见《中学生》上吾家予同讲演，以不佞为文学上之一派，鄙见殊不以为然，但此尚可以说见仁见智，唯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则大误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吾家系史学家，奈何并此浅显之事而不能明了欤。”这是反映周作人思想变化的比较重要的一段话。周予同在《中学生》杂志上究竟讲了什么话，让他发了这段牢骚？您找到1932年的《中学生》杂志，在当年11月《中学生》杂志第29号上，刊有周予同的《我们往那里去——在安徽大学演讲》一文。周予同在演讲中，运用中国文化史观，从古至今，对中国的文学、历史状况作了粗略的概述，提醒大学生们要明确自己的使命。其中，他谈道：“就文学讲，我们的文学究竟要往哪一方面去？到现在，中国旧有的诗歌词曲还有人在创作；而西洋文学如古典、写实、新写实各派也都有人在研究。诸位都晓得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就是两派，周树人就是鲁迅先生，现在正在努力于新兴文学的研究，而周作人先生还依旧保持着五四前后的风度。文学上的派别既多，主义也不少，我们究竟往哪里去呢？”就是以准确的材料注释给读者提供深入理解的途径。
　　孙：周予同的话里，有一点暗示，即鲁迅在前进，而周作人还在原地，没有与时俱进，所以令周作人不悦。但他在信中所说的话还是实事求是的。他认为自己的生活态度也在变化，然而他的变，是认为“五四”时太激进，太幼稚，现在则比较成熟，看透了世间的许多事情。即他的变，走的是与左翼不同的道路。可是，周予同的话很可能并未错，因周作人其实变中有未变。多少年后，舒芜先生在《周作人概观》中首次提出，如离开了周作人传统，“五四”精神就是不完整的。也就是说，周坚持的恰是“人的觉醒”、“个人的解放”这些方面。如周予同所说的当年的风度是指这些的话，那他真是说对了。
　　陈：不少有雅兴的普通读者喜欢《通信集》，是感到书中有现在难以见到的尺牍之美。《通信集》在内容上的丰富性，更是两位书信主人的学识、身份、修养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