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8年俞平伯在北大读书选择小说组的研究，师从周作人，到1967年周作人去世，他们之间有着近五十年的师生交谊。他们通信非常频繁，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从1921年3月1日的第一封信到1964年8月16日的最末一封信，时间跨度四十余年。
　　陈飞雪（以下简称“陈”）：孙老师，您编注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年初出版以后，很快在读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兴趣。媒体上的消息、采访和书评等各路谈论很多，取向也颇丰富。周作人、俞平伯的书信，在他们各自的集子中都有所收录，但像这次完整地加以整理，并且按照往来时序编排，五百余条注释，详细的人名索引，可以说是一次集大成的工作。读者感兴趣的方面很多。想请您谈谈编注《通信集》的工作和细节。
　　关于周、俞两位的书信来源，我注意到您自己最常用的表述是“劫后余生”，能从这里开始和我们谈谈吗？
　　孙玉蓉（以下简称“孙”）：好的。整理他们的通信，最为感慨的就是能够触摸得到时间的磨损，体会到这些信件保存下来的不易。大家都知道，从1918年俞平伯在北大读书选择小说组的研究，师从周作人，到1967年周作人去世，他们之间有着近五十年的师生交谊。他们通信非常频繁，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从1921年3月1日的第一封信到1964年8月16日的最末一封信，时间跨度四十余年。如果说书信从落笔就有生命的话，最年长的信已有九十多岁，最年轻的也近五十岁了。
　　俞平伯在1929至1932年间，曾分三次将周作人自1924年8月至1932年1月写给他的193封信，装裱成册，名为《春在堂藏苦雨翁书札》，这就是《通信集》最为宝贵的来源。“春在堂”实为俞平伯曾祖父曲园老人的室名，俞平伯将《苦雨翁书札》冠以“春在堂藏”，无非是为了表示郑重。《书札》做得极为精美，感动得周作人也想把俞平伯的书信整理装裱，题目都想好了，曰《古槐书屋尺牍》。可惜被俞平伯阻拦了。此后俞平伯收藏的周作人书札，都在政治运动中被毁掉了，不然今天我们能看到的通信集会更完整。“文革”期间，俞平伯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了“牛棚”，被抄家，“扫四旧”的大火把他的藏书、文稿几乎焚毁殆尽，厚厚的纸灰飘散在他的旧宅——老君堂寓所的院子里，损失惨重。然而，《苦雨翁书札》　三册却能幸免于难，这要感谢俞平伯的先见之明和珍念之心了。是他及早将　《书札》　交给儿子俞润民带到天津的家中保存，才躲过了那场浩劫。
　　陈：您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广泛征集俞平伯先生的书信，其后《俞平伯书信集》、《俞平伯年谱》、《俞平伯全集》　等相继出版，您或写作或编纂或主持。听说在历次运动之后，特别是随着两位老人相继离世，两家少有往来，九十年代初是您的寻访，促成了一次关键性的见面，周作人存俞平伯的书信得以发掘和整理。
　　孙：过奖了。事情是这样的：八十年代后期，我应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之约，搜集、编选《俞平伯书信集》。九十年代初，经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介绍，我与周丰一先生取得了联系。之后按照约定时间，陪同俞润民先生，带着三卷册《苦雨翁书札》到周家拜访。当周丰一、张菼芳夫妇看到保存完好的《苦雨翁书札》时，都感到十分震惊。他们不敢相信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还能有这样的奇迹出现。随后，周丰一夫妇应俞润民的要求，从周作人众多存信中，挑选出俞平伯的书信。这之后两家便为出版周、俞通信集而多方联系，才有了北图出版社《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以下简称《影真》）的出版。说到这里，不能不感谢鲁迅博物馆在“文革”期间的全力相助，使周作人所保存的史料免于劫难。
　　陈：有学者注意到《俞平伯全集》　中收入的致周作人书信只有94封，这次补到了181封。
　　孙：能注意到《俞平伯全集》收入书信不够全的问题，提出来进行探讨，非常有意义。《俞平伯全集》出版于十五年前，那时的学术氛围还没有现在这样包容、宽松，家属仍然心有余悸，顾虑重重。当时的出版社经过慎重考虑，也做出让步，充分尊重版权所有者的意见，只将经过家属挑选的94封致周作人的书信，收入其中。这次可以说是尽其所有整理出版，要感谢各方面的支持。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必然进步。
　　陈：您能简要谈谈《通信集》和《影真》之间的关系吗？
　　孙：1999年6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影真》。2009年初，上海译文出版社策划编辑出版《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经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多方联络，征得周、俞两家亲属的同意，在《影真》的基础上，增补、编注完成了现在出版的《通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