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通信集》的内容丰富精彩，谈办刊、谈组稿、谈时事、谈趣事、臧否人物、评论作品、切磋学问，几乎是无所不谈，仔细读来十分有趣。尤其是对学问的切磋，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师生之间的默契和做学问的互补，实在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此外，《通信集》　中语言的生动、风趣、庄谐杂出，喜欢用自造的新典故，说转弯话等，也是十分突出的。书信中的趣语、戏语、幽默语随处可见，妙趣横生。当然，在风趣、幽默之余，书信中“不能索解”和“费解”之处也还是有的。因为这是他们之间的私人通信，本不拟公开发表的，所以，有些话是只有他们自己明了的，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读者诸君能够从中有所破解，说出其中的典故来，那也同样是阅读中的一大乐趣了。
　　陈：您觉得《通信集》是否还留有遗憾之处？
　　孙：不存缺漏和遗憾的书，毕竟是太少了。最大的缺憾首先是保存下来的书信太少。当初的通信肯定是有来有往的，而现在书中所收入的书信已经很难做到严格意义上的“往来”了。特别是1936年以后的书信，全部是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信，周作人的回信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这种缺憾永难弥补。
　　囿于条件，有一些史料暂时无从查考。如1930年，周、俞曾应沈启无邀请，到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讲演。他们的讲演稿曾被刊发在该校1931年的刊物上。但找遍天津图书馆均无收获，注释也就暂付阙如了，如有方家收藏，或有希望补上。
　　此外，在书信整理过程中，手迹的辨认也是很有难度的。虽然我们希望尽量不出差错，少留遗憾，不辜负周、俞两家亲属的信任，不辜负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厚望。但是限于水平，加上细心不够，书出版后，还是发现了个别的失误，如书中第38页第3行的“读奉来书”，应该是“续奉来书”；又如第42页倒数第2行的“得便仍拟尘教也”，应该是“麈教”；再如第106页第12行的“往燕大取款”，应该是“取钱”等。这些均为不该出现的差错，敬请读者原谅。此外，在有些书信的排版格式上也还有不妥之处，只能留待以后重印时更正了。
　　陈：您期盼的“重印”应该很快可以实现，再版尽量少留遗憾。网上有不少读者期盼出版精装本，也应该予以满足。我们一起努力。
　　《通信集》出版后，反响不错，不少专家、学者撰文，从各个角度给予评论，相信您也看到了吧？
　　孙：是的。刘绪源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周作人俞平伯通信中的学术公案》，止庵先生在《东方早报》上发表的《谈编注之事》，罗文华先生在《太原晚报》上发表的　《劫后余生的〈苦雨翁书札〉》等文章，我都认真拜读了。看得出，每篇文章都是下了功夫写成的。他们评论的角度不同，但各有特色，既有学者的批评，又有作家的审视，充分显示了各抒己见的批评原则。日前，北京大学教授、91岁高龄的吴小如先生打来电话，称《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能够编印出版，是功德无量的事；他是俞平伯先生的高足，病榻中读《通信集》并热心指点，我很感动。对于专家学者们的评说，我衷心感谢。《通信集》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那是周、俞两位前辈的成绩；该书中出现的编注失误，那都是我的责任，我会借重印的机会，予以改正与完善，欢迎读者多提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