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晚报：自新世纪之后，大陆又经历了一次港台文学、马华文学“归乡热”，除了您，还有如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骆以军、董启章、黎紫书等等，这一次与上世纪80年代港台文学走向大陆，有何不同？

    李永平：80年代，台湾文学走向大陆，基本上是两岸刚开放来往时所引发的一股热潮，所以，那时被引进大陆的台湾作家，都具有高知名度，比如琼瑶、席慕蓉、白先勇。现在情况“正常”多了。大陆的出版社引进台湾的作品时，首要的考虑是艺术品质，希望这种现象能够持续下去。如此，两岸的文学交流才会有健全的发展。

    深圳晚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华语文学版图越来越繁茂多姿，想问一个简单却重要的问题：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李永平：人生不外一个“缘”字。缘，是我的作品中最常出现的字。我不知道文学的功能是什么，但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文学是结缘的最好方式——作者和读者之间、作者和社会之间、作者和宇宙万物之间。文学存在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李永平谈《吉陵春秋》

    让读者对心中的恶念有所警惕

    李永平作品众多，但《吉陵春秋》对他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让他获得了非常多的赞誉。李永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吉陵春秋》是他的“少作”——二十多岁时写的一本书。那时的他，还不太懂文学理论，也不太讲求小说技巧，“我手写我心”。他的意念很单纯：写一个在童年记忆中，迎神之夜，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在小镇上的强奸事件，以及这桩罪恶，如同涟漪一般，所引起的种种影响和后果。这是个罪与罚的古老故事，探讨东方式的因果报应过程。

    读高中时，李永平曾喜欢上《春秋左氏传》，把它搁在床头，每晚睡前翻阅几段。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多么了不起的气魄和宗旨！把历史当成寓言来撰写。后来他打算写小说，也想效法他老人家，但不敢写作“大春秋”，讨论政治的得失和国家的兴亡，只敢写一部“小春秋”，借着发生在小镇上的故事，让读者对人心中的某些恶念，有所警惕。

    李永平表示，“吉陵”是个象征，“春秋”是一则寓言。无数的吉陵接壤，就是中国。“吉陵”是一个虚构的小镇，没有明确的地理位置和时代背景。因此，它是具体而微的小世界，可以是读者心目中任何一座城镇。同时，“吉陵”也是个文学象征，代表人心中某一个阴暗的角落。偶尔，在一桩血案发生后，它才会暴露在天光下，让人们一睹它的真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