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俞平伯的老师，且是当时文坛上最有影响的批评家，周作人当即撰文提出批评，文载1922年2月26日《晨报副刊》，此即《自己的园地之五·诗的效用》。本书所收第二封信是文章发表第二天写的，周对自己的意见又作了些补充。周在文章中强调：一、“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然而在他说的时候，只是主观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地去体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的替他们做通事”。这里的“通事”即翻译，多指口译者，即今之所谓喉舌。二、“善字的意义不定，容易误会”，从来的“劝善书”中“多含着不向善的吃人思想的分子，最容易使人陷到非人的生活里去”。三、艺术价值不能“以能懂的人的多少为标准”，如文学家强将自己的艺术去迁就民众，“结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学’的标本，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此文写于九十多年前，作为文艺理论，自有一种特别的穿透力。

    当时的俞平伯精力充沛，血气方刚，他的文章同时还受到杨振声、梁实秋的批评，他一一作出回答，在《诗》月刊第二期上发表《与金甫谈诗》答杨振声，在6月2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评〈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驳梁实秋，在《诗》第四期上发表了《与启明先生谈诗》——这就是本书所收1922年3月31日平伯的回信（发表稿略有不同，也附书中了）。相比之下，俞对周真是分外小心、恭敬的，虽然仍坚持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不过，俞的这种激进的文学观并没能坚持多久，到第二年，他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野有死麇》与“不求甚解”

    在《语丝》周刊第31期（1925年6月15日出刊）中，有一篇《野有死麇之讨论》，署名顾颉刚、胡适、俞平伯。这是对《诗经·召南》中一首著名情歌如何作诠解的学术探讨，在当时很有影响，其中部分信件后被俞平伯收入《杂拌儿》。周作人读《语丝》后，于6月18日致信俞平伯说：“读《野有死麇》讨论，觉得你的信最有意思。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说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变一点意义来提倡他，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适之先生的把帨解作门帘即犯此病。又他说此诗有社会学的意味，引求婚用兽肉作证，其实这是郑《笺》的老话，照旧说贞女希望男子以礼来求婚，这才说得通，若作私情讲似乎可笑，吉士既然照例拿了鹿肉来，女家都是知道，当然是公然的了，还怕什么狗叫？这也是求甚解之病。……”我以为，周作人这里的借题发挥，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文艺批评原则，那就是反对“故意穿凿”，反对“失却原来浅显之意”。文艺批评者所依循的最基本的东西，就应该是读作品时浑然一体的审美感觉，感觉不够，靠穿凿来补，那是没有不失败的。所以，陶渊明之“不求很懂”，其实恰恰是“很懂”文艺规律的得道之言。

    “《‘我来自东’》最无聊”

    1925年8月1日周作人致俞平伯信，对朱自清、俞平伯合编的丛刊《我们的六月》中的作品作了一番评点，其中说到：“《‘我来自东’》最无聊，亦可谓读之令人不快，因完全系仿郁达夫、张资平、郭沫若一流，我觉得凡仿都不佳，因即是假也，现在似乎有这一种倾向，以为仿李杜不可而仿适之、达夫则可，殊可笑。”此话藏在信中，过去不为人知，其实却是石破天惊之语。

    《我们的六月》，1925年6月亚东图书馆版，收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叶圣陶、白采等近二十位作者的三十几篇作品，诗、散文、小说均有，而小说最薄弱。《“我来自东”》是一篇写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无聊生活的小说，作者金溟若，本名金志超（1905－1970），当时仅20岁，这可能是他早期试作；几年后，他又在《奔流》、《东方杂志》等处撰文，曾与董每戡合办上海时代书局，译有《世界文化史》。这篇小说的故事和文气像极了郁达夫的《沉沦》，但又平添一层低俗，字里行间满是神经质的抒情调子（这在当时创造社作家中较流行），难怪周作人看了会不舒服。但我们不可忘记，最早对《沉沦》作出肯定，奠定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坛地位的，正是周作人。所以，他后面的结论亟须引起注意，其要害是：五四新文学以反对因袭、反对死文学和老调子起家，现在用今日的白话，打着新文学旗号，却重又走上因袭之路，岂非可怕的事？

    事实上，不光文学革命，中国的种种变革，在翻天复地之后，因群体内里的精神实质未变，又悄悄回到原点的事，确实太多了。这是周作人在《代快邮》、《北沟沿通信》等名文中一再说过的，也是他毕生忧惧所在。读周作人信札，正如读钱锺书《管锥编》，奇突的思想扑面而来，只要观者有心，便觉应接不睱，细加咀嚼，则受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