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散文与五四新文学

    将晚明散文看作五四新文学的重要源流，是周作人一大发明。但这思想何时形成，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本通信集提供了明确的线索。1925年5月4日俞平伯致周作人信，说收到周借给他的明人王季重《文饭小品》，“看了数篇，殊喜其文笔峭拔……行文非绝无毛病，然中绝无一俗笔；此明人风姿卓越处”。第二天，周又致俞，说王季重文殊有趣，却还不如张宗子的自然，张宗子《琅嬛文集》比《文饭小品》更佳。后面一段话极重要：“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篇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随园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以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全是一路，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它有一种新气而已。”（此信曾编入《周作人书信》，本书依原函校订，故略有出入）。看来这是周较早谈到这一思想的文字。既称“我常常说”，说明这段时间这已是他的一个放不下的话题。但此处并未特别强调晚明，而是从清代的板桥冬心经明代文人再上推东坡山谷，是整个一条文学史的线索，突出晚明的提法似还在酝酿中。但俞平伯、顾颉刚等这时正传阅《琅嬛文集》《文饭小品》，可见读晚明、谈晚明已是他们圈子中的热门。三个多月后，俞在8月21日信中，将自己一篇短文《梦游》掩去作者名，问周是否近人之作，并说颉刚认为是明人的。结果周与钱玄同都认为是明人之作（见周8月22日回信），这使俞得意非凡。1926年11月，周撰《〈陶庵梦忆〉序》，这是俞平伯标点的明人文集，序中有一段话与前相比又有推进，其中两句尤值得注意：“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另据1928年3月27日周致另一学生江绍原信，周托他代搜三种明人文集，即袁宏道《皇明文隽》、袁中道《珂雪斋集》、袁宗道《白苏斋集》，正好是“公安三袁”，周说自己将“编选明文”（信载《周作人散文全集》卷五）。这也是个重要信号。可见自1925到1928年初春，他这一思想已酝酿成熟。此后，1928年4月28日有周致俞信，也有俞致周信，都谈到周为《杂拌儿》写序跋的事；自这年六七月起，两人又有多信谈到为《燕知草》写序跋事。事实上，周作人关于晚明散文与新文学关系的表述，最早就是在给俞平伯这两本散文所作序跋中完成的。到1932年，周在辅仁大学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系列演讲，更使这一思想广为人知，造成了当时文坛上下无不谈晚明的风习。这中间，周的又一学生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钞》（原拟书名《冰雪小品》，周俞通信中多有提起），也为此一风习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4.19蒙难日”

    在1929年4月26日，及1930、1931、1932每年4月19日前，甚至到1935年4月20日，周俞之间都有信件，或隐或显提及“4.19蒙难日”，并多次相约聚会吃饭以作纪念，这很令人瞩目。周作人《永日集》中，有一篇《在女子学院被囚记》，将发生在1929年4月19日的事写得很详细。表面看，这是北大内部校舍之争——法学院学生到女子学院抢占校舍，但周作人对这种不讲理、不讲法，公然打人并囚禁教师、学生的事，极为愤慨。他怀疑这背后有国民党背景，所以用了当初《前门遇马队记》的笔调作描写。事后，周又拉沈士远等人与校方交涉，并多次找军政要员商启予等提抗议，事隔几年仍耿耿于怀。虽俞平伯说“做纪念其名，吃饭其实，何乐不为乎？”（见1930年4月9日信）但在周作人，却是半真半假，内心不平之气长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自1927年国民党“清党”并于“4.12”镇压民众后，周与鲁迅一样，从此誓与之不两立。他的《闭户读书论》引起左翼及后人很多误解，其实也是反抗国民党专制的。他从报上看到胡适受国民党上海党部胁迫，不顾先前的不快，翌日（8月30日）即致信奉劝：“‘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他在《永日集》序中也说：“我的文章中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已详《闭戶读书论》中，兹不赘。”他1929年撰文极少，几近停笔，这是对专制体制的失望和绝望，也是无声的反抗。然而终于还是写了《在女子学院被囚记》，他在文末附记中写道：“近一两年头脑迟钝，做不出文章，这回因了这个激刺，忽有想写之意，希望引起兴趣，能够继续写下去，所以我颇对于此文有一种眷念与爱好。”这是说，因被囚一事，他找到了新法，即从眼下具体专制写起，揭出背景（文中多处直指“军政当局”），同时批判专制传统，同样可击中要害。他对此文和此事的重视，正可从这一点上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