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文景出版的图书品种一直在减少，2012年新书品种不到100种，但书的平均销量在增加，文景每年的销售规模都在增长。这几年的市场运作，让我们认识到，图书品种做得太多、做不深入、做不透，没有反响、没有影响力，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有的出版社一个编辑一年做10本书，多的做20本书，这就像狗熊掰玉米，怎么能做好？文景的编辑一般一年做五六本书，我觉得都多了，要继续压缩品种，把每一条产品线放大，把特色做鲜明。作者也不是越多越好，但对每一个作者，都要对他有专业研究，把他当作我们的核心资源，保护好、维护好、挖掘好。

    出一本烂书就是稀释品牌价值

    解放周末：对出版内容，您有哪些思考？

    施宏俊：出版社应该努力挖掘新的阅读资源和空间。比如说，《百年孤独》毫无疑问肯定是畅销书、长销书。但《百年孤独》出版距今已超过40年，今天我们阅读、谈论拉美文学，总不能还停留在40年前的文本啊。出版人能不能往前推进，提供给读者更新的、更当下的优秀作品？

    我们出版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的 《2666》，就是出于这种想法。四年前，很多人不敢出版《2666》，包括台湾的出版社都望而却步。一是作者是新一代的，没有定论，风险太大；二是作品太厚了，读者有没有耐心看一部1000页的书？很多人没有把握。但我们根据自己的阅读感受、文本研究以及国际主流评论界的反响判断，这个文本毫无疑问具有很高文学价值，也和文景的气质相吻合，于是决定出版。我们提供了《百年孤独》之后新一代拉美文学的标杆作品。我们做了价值发现者，而这也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解放周末：这样的出版思路是面向未来的，有创新性和拓展意义的。

    施宏俊：数字化时代，面对那么海量的信息，那么多的自媒体，出版还有什么价值？我觉得，出版人的判断、出版人的选择就是价值。为什么我们走进大书城，十分茫然？因为书太多了，不知道买什么。当信息越容易得到的时候，就越需要人的判断和选择。出版社的发现、判断和选择为读者节省了大量时间，它存在的理由就在这里。

    当读者想 “某某社出了这本书，我要看一看”时，这就是出版社品牌价值的体现。而品牌价值是需要长期积累的。每一个产品都是你的水准的体现。所以不能乱出书，出一本烂书就是在稀释品牌价值。哪怕出大众类读物，策划出版时也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别人不同，要代表中国此类图书的出版方向，营销方式、与读者互动方式也应该是前沿的。

    我希望，未来的图书，从思想、内容，到版式、字体，不仅值得阅读，也要便于阅读。相对于“装帧美观”，“便于阅读”、“读者友好”是更高的要求。比方说，我们前几年出版的《我的名字叫红》，总销量40万册，对于纯文学作品来说很成功。但我仔细想想，觉得其中还是有问题值得思考的。

    解放周末：问题在哪？

    施宏俊：《我的名字叫红》赶上了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节点。人们在热潮中买了书，但估计80%、90%的人买了后没有看。真正有效的图书销售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图书只是买了放在家里，买书的人仍然没有养成阅读习惯，你的目标读者仍然没有培养起来。图书营销不是单纯的推销，更不是“忽悠”，让读者“冲动性购买”。读者冲动过后会后悔，这种后悔就表现在下次不买你的书了。如果只要求做好营销，把书卖出去就到此为止了，那就有点本末倒置、缺乏远见了。

    解放周末：图书出版的“本”，应该是培养越来越多的读书人、爱书人。

    施宏俊：是的。比如，最近我们与电影《霍比特人》同步推出托尔金的原著小说，就是希望喜欢电影的观众也买回去。假如他们一看，发现文字很好读，版式也便于阅读，读书比看电影有更多更深入的乐趣，也许就能慢慢从电影观众转变为有阅读习惯的读者。毕竟，文字给人的想象和思考深度，是其他传播形态不能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