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眼，又到岁末年初。

    回首2012年的上海出版界，过去一年，出版人在思考什么，未来一年，他们又将目光投向哪里？日前，《解放周末》专访了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世纪文景原总经理施宏俊。

    阅读需求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解放周末：2012年是世纪文景十周年，你们提出了“阅读未来”的口号。在出版业普遍不景气的当下，你们的信心似乎超越了焦虑？

    施宏俊：今天出版业当然面临了很多的困惑：传统纸书式微，实体书店入不敷出，数字化浪潮正面冲击传统出版……从商业角度来说，我们在盈利模式上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我们出版人，应该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出版的功能和出版的未来。出版的社会作用肯定不只是创造了多少物质财富，出版对社会的影响和改变是在大众的精神层面上，出版会从城市的文化气质上更内在、更深刻地塑造一座城市。从“阅读”这点来说，未来的出版形式当然会改变，但阅读本身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加丰富，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或许更大。

    解放周末：您如何看待阅读率的不振、出版业的低迷？

    施宏俊：我不大同意“出版业成为夕阳产业”或“国民阅读总体滑坡”的判断。阅读和出版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结构失衡的问题，大众对图书的需求始终是有的，尤其在上海这样的都市，市民的阅读消费需求方兴未艾。而且，和日常物质消费品的需求不同，人们的阅读需求是可以被创造、被激发出来的。就好像iPhone、iPad面世之前，没有人能说清消费者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它的市场需求有多大。但它们推出后，引发了大量的市场需求，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图书也一样，完全以已知的市场需求来主导图书产品的内容与形态阅读是难以创新的。我们所追求的图书产品，不是被动适应或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而是引导新的阅读潮流，催生新的阅读形式，创造新的阅读需求。

    解放周末：这对出版从业人员提出了很高要求。

    施宏俊：是的，尤其是在数字化转型紧逼的今天，从事这个行业很难，要求很高。出版从业人员大多非常优秀，很多都有名校、高学历的背景，为什么这么艰难还要留在这个行业中？很多人用“坚守”来形容，我反对这样的词。对我来说，做出版有很多“福利”——做好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这么多优秀的作者、同事、同行在一起工作、交流……哪怕收入不是很高，但每天都有许多好玩的、喜欢的、激动人心的人和事，那就不是“坚守”。如果连这样的感动也没有，那真成“苦守”了。而苦守是守不长、守不住的。

    换句话说，我们出版人的尊严在哪里？不是一年出了几本包销书、赚了多少钱，这和其他高成长、高薪资行业比，完全不值一提。你编辑的书，能获得别人尊重乃至仰视，这才是你的乐趣和动力。当前的社会，大家都有点浮躁，专业精神不够，不愿意百分百地沉浸下去。不仅仅是出版业，无论什么行当，如果只是想赚一点钱，没有热情，没有追求，是无法做一个优秀的职业人的。

    图书出版不能“自娱自乐”

    解放周末：出版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平台和桥梁，究竟该如何搭建好这个平台和桥梁？

    施宏俊：图书呈现、传递的是作者的创作、作者的思想。一方面，在提供文本之外，我们可以用更多的表现方式，把这些思想和表达呈现得更好。比如做活动，让读者和作者面对面交流，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书背后的内涵，更立体地理解书和作者。当然，更重要的一面是，把握目标读者的阅读喜好和阅读心态，找到他们所能够接受的方式。比方说，反映主流思想的图书，如果用宣传的语言去讲述中国的成就和发展，就无法打动读者。

    解放周末：当前一些图书局限于“谁写谁看”，更像是作者和出版者之间的自娱自乐。

    施宏俊：是有很多书，出了也就出了，出了后不去考虑社会反响是怎么样的。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出版方没有能力去把握住新一代的读者想看什么。

    我们前不久出了一本《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如果按照一般的出版思路，这就是一本历史资料集。但我们是这样思考的：1957年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影响了此后一段时期的中国哲学界、思想界的学术研究方向和思考模式，展现出当时像贺麟这样的学人自由思考、独立人格的风骨。这跟当下学界、思想界的思考和兴趣点是有所呼应的。所以，它应该不仅仅作为史料留存下来，更应该让读者有兴趣翻开来认真阅读。因此，此书出版过程中是有一个思路转变的——如何在专业性中呼应当下思潮，启发思考。

    解放周末：这正是编辑思想的贯穿和体现。

    施宏俊：图书选题必须提炼出亮点、价值，打动读者。现在每年中国出版约37万种图书，怎样让读者从37万本书中认定这一本是我要去读的？所以我建议每一个编辑，接到一个选题任务后，不要那么急，要做足“功课”，想一下怎样把它做成读者愿意读的图书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