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拉尼奥的写作最让人敬佩的地方在于，尽管社会现实如铁屋子般无法被撼动，他从来没有遗忘过去的梦想，而是用几乎全部作品去书写1973年智利政变带给拉丁美洲青年的精神创伤。

    就像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的所有小说一样，《遥远的星辰》同样充满了对现代主义诗歌的迷恋、残酷的死亡、面对暴力时的冷漠、心灰意冷的流亡者以及皮诺切特所发动的智利政变。似乎上述主题对波拉尼奥来说有着某种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让他反复书写，并使之成为其作品最显著的“签名”和标志。

    这部长篇小说根据波拉尼奥另一本小说《美洲纳粹文学》中的《卡洛斯·拉米雷斯·霍夫曼》一章改写扩充而来，因此，其基本格局要比《荒野侦探》、《2666》这类充满野心的巨著小得多，不过读者倒是可以由此更为容易地感受波拉尼奥的艺术风格。

    在《遥远的星辰》中，小说家以阿图罗·B为叙述者，讲述了一群活跃于智利中部城市康塞普西翁的诗人，在1973年智利政变之后风流云散的故事。显然，叙述者姓名中的字母“B”暗示了这个人物身上有着波拉尼奥自己的影子。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这些二十岁上下的青年诗人整天聚集在一起，讨论各自作品的得失成败，并谈论绘画、建筑、摄影等艺术话题。当然，就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们也会陷入种种感情的纠葛，为爱情而相互敌视并爆发出激烈的争吵。可以说，每个时代的文艺青年都会在生命的某个段落有这样的经历，并在此后的岁月里被庸常的生活改造为普通青年，于结婚生子后慢慢老去。

    然而在拉丁美洲，生活总是会更加轻易地暴露其残酷而血腥的一面。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进攻并轰炸总统府，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惨遭杀害。不管那些年轻的诗人是否愿意，他们的个人生活都因这次政变而彻底改写，被抛入到充满动荡与暴力的洪流之中。

    以小说中贯穿性的人物卡洛斯·维德尔为例。他原本名叫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是一位频繁参加各类诗歌活动的年轻人。在智利政变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了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空军飞行员，连名字都改成了卡洛斯·维德尔。在表面上，卡洛斯·维德尔热衷于以高超的飞行技巧，在天空中用拉烟写下诸如“火之学徒们”、“南极是智利”等毫无诗意的诗句，成为彼时智利的著名诗人；而在私下里，卡洛斯·维德尔则不断诱杀女诗人，将她们的尸体残忍地加以肢解并拍照留念。这位明星诗人是如此的疯狂，以至于他要将这些照片当成艺术品公开展览，最终暴露了自己的罪行。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在欧洲四处流亡，以各种笔名发表诗歌、小说、制作电子游戏、拍摄色情电影，执着于各类怪诞的艺术实验。

    而胡安·斯泰因的经历则更具传奇色彩。他原本是出版过两部诗集的诗人，在智利政变后，他弃笔从戎，投身到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先是加入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阵线与政府军作战，此后又不断出现在危地马拉、巴拉圭、哥伦比亚，以及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或纳米比亚的游击队中。波拉尼奥似乎要让这个游击队员用生命复制切·格瓦拉的传奇经历。然而当阿图罗·B去寻访胡安·斯泰因的历史时，却发现自己迷失在由各种线索交织而成的迷宫中，胡安·斯泰因似乎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连是否真实存在过也让人无法摸清。

    阿图罗·B自己的经历也好不到哪儿去。皮诺切特的政变刚刚发生，他就因政治立场左倾而被捕，关押在康塞普西翁郊外的拉培尼亚体育中心。无罪释放后，他很快就离开了智利，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各国过着流亡生活。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说的：“我再也不愿浸淫于文学这肮脏的海洋。此次以后我将低调地写我的诗，找份工作糊口，再也不打算出版我的作品了。”似乎他的生命在智利政变的那一刻戛然而止，此后的生活就只剩下了对旧日时光的追忆，唯一的慰藉来自那些昔日好友的消息。

    就这样，波拉尼奥在《遥远的星辰》中延续了自己一贯的“跑题”风格，穿插讲述一系列人物的命运，而并不尝试构建小说的整体性图景。阅读这部作品，就好像置身在熙熙攘攘的候车大厅，每个人物都跑过来向你讲述一遍他的流亡故事，然后转身就消失在站台，永远不再回来。你在这里看不到什么精巧的结构安排，有的只是那些流亡者动荡、荒唐的生活。波拉尼奥似乎要以这种方式去呈现生活本身的复杂质地，把读者裹挟在其中，感受流亡生活的空虚、混乱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