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风的人能够写诗吗？当瑞典汉学家、诺奖评委马悦然（Goran Malmqvist）这样去问一位当地的医学专家时，对方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毋庸置疑的不可能，“除非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他肯定地答道。但事实表明，创造奇迹的通常都不是上帝，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就是这样一个颠覆人认知的存在。托马斯在1990年中风后，只会讲简单的几个词，ja(是的)、nej（不是）、men（可是）和mycket bra(很好)。得知这个噩耗的他的中文版译者北岛写了一首诗给他，“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句/锁在心里——那是你的重心/随钟声摆动的教堂的重心/和无头的天使跳舞时/你保持住了平衡……”但最后，托马斯不仅没有失去平衡，甚至不曾把诗锁在心里，诗歌像往常一样找到了他，埋下豌豆种子，生长出不断向上攀爬的枝蔓。他没有停止创作，2011年，瑞典在冷落诗歌界15年后，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授予了他。

    引领托马斯创造出奇迹的，是他的爱妻莫妮卡，比起那些文学界著名的情深伉俪，他们没有丝毫逊色，莫妮卡在托马斯中风后不离不弃，辞去工作成为了托马斯的手和声音，他们并不富裕，老屋需要修缮，生活有赖维持，而托马斯凝炼神秘的诗歌，却并不能使两人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但精神上的相通是美好的，对于那些外人听来不具备任何意义的咿咿呀呀，她总能透过诗人的眼睛找到答案，当莫妮卡在场，语言能力丧失的托马斯可以通过她的“翻译”加入任何对话。不过，例外也有发生，马悦然在他所译的托马斯的诗集《巨大的谜语》序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我到托马斯和莫妮卡的家中吃午饭，托马斯忽然画了一个马头给莫妮卡，这次连莫妮卡都猜不到托马斯所想了，于是他不耐烦地又画了一个马头。“啊”莫妮卡醒悟过来，“你要你的眼镜！”“mycket bra(很好)。”

    马悦然实在闹不懂马头和眼镜有哪丝哪缕的联系，也只有莫妮卡能跟上托马斯如此曲折的思维方式，原来托马斯的诗集里有一首诗，叫做“打开的窗子”，其中最后的几句是：我不知道我的头/向哪边转——/以双重的视野/像一匹马。“那他为什么不直接画个眼镜呢？”马悦然简直说出了所有人的疑问，“托马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莫妮卡说。是的，他可不简单，而这也许正是诗人最极致的浪漫。

    托马斯的“复杂”烙印在他个体的方方面面，作品无疑是最好的体现，他的诗以密集的隐喻和凝练的语句见长，以至于中文版译者众多，彼此之间却难以认可，到了现在，马悦然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他和托马斯一样，极重视诗歌的形式美，凭借对瑞典语和中文的精通，将两种语言的语音语调细加揣摩，以此求得最完美的还原。在马悦然看来，译者应如奴隶一般工作，他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双重责任：对原文的作者和译文的读者负责。翻译家必须服务于原文而绝不该将自我强加于原文之上。如果诗人是造物者，那么最理想的译者应该是技术极为纯熟的工匠。然而要做这样一个合格的“工匠”型的译者，其难度并不亚于创作。因为文本自有其样式，且“除了语言本身存在的韵律规则外，别无其他韵律规则可以将这些段落组合在一起”。韵律美，更是作为诗人的托马斯和作为译者的马悦然共通的志趣所在。

    然而正是形式的美以及深刻的内涵构成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作品旺盛的生命力，他的作品在瑞典广为传诵，当地知识阶层对他的每本作品出版必购，也早就不再是新鲜事。马悦然翻译了很多托马斯的作品，对古典文化也有很深的造诣，托马斯在1990年之后写的多是一些小诗和俳句，他的小诗中，有些主题与中国的绝句相似，会去描写生活中我们不易发现的美，例如“阳台上的我/站在日光的笼里——/像雨后的虹”。而他的俳句区别于日本俳句，都带有奇妙的隐喻，给俳句注入了新的活力，甚至赋予了俳句以深奥的禅意，读起来像是宗教的偈语，“阳光的狗链/牵着路旁的树木。/有人叫我么?”他使用的一些意象也常常出人意表，以致被其他诗人“盗用”，“山上的陡坡/燃烧的太阳底下/羊群嚼火焰。/阳光的驯鹿。/苍蝇殷勤把影子/缝定在地上。”

    层层叠叠的意象与密集深奥的隐喻在十几个字的结构中交错，如同一个难解的谜题，或破译不开的密码。它们的外表是小巧的，但谜底却是巨大的。1985年，马悦然和托马斯同时访问中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做朗诵时，有个男学生说，“我不懂你刚才朗诵的诗。”这个学生似乎打算在创作者那里找到答案，但托马斯却解答，或许不该称之为解答地说道：“诗是不需要懂的！你接受吧，把它当做你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