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问我说： “你是瑞典人，你会阅读特翁的原文，这对你来说应该是够的吧？ ”我的回答是不够。我不是中国人，可是我读过相当多中文文学著作，从上古时代到现在。我每一次读一篇我非常欣赏的作品，我愿意把它译成我自己的母语。为什么呢？因为我愿意让我的同胞们欣赏我自己欣赏的文学作品。

　　我恨不得把我所欣赏的中文文学作品译成瑞文，可是那当然是做不到的。我必得选择。我经常选的不是个别的著作，而是一个作家的所写的最主要的作品，像闻一多先生的两部诗集《死水》和《红烛》，艾青的最主要的诗歌。北岛的诗我翻译过95%。沈从文先生和两位山西作家李锐和曹乃谦的作品我翻的比较多。

　　让我特别烦恼的是，我一发表一位当代中文作家的作品的译文，就会有人说：“啊，你看，这个作家可能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自己认为我主要的任务是把中文文学介绍给我的同胞们，不是给一位中文作家弄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有的知道我是瑞典学院院士的中国评论家，以为我是一个优秀的文学理论家。其实不然。文学理论根本不在我研究范围之内。我是语言学家兼翻译家。我语言学方面研究的兴趣主要是中国方言学，上古和中古汉语的音韵学，古代和现代汉语语法，诗律学，等等。我被选入瑞典学院的原因可能是我在翻译方面的贡献。

　　最近几十年的经济、贸易、交通等方面的全球化倾向是相当可观的，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像个全球化的乡村。文学方面可不然。瑞典学院前任的一位常务秘书曾说： “全球化的文学就是翻译。”我今年八月在瑞典参加一个国际座谈会主题关于全球化文学。在我的报告中，我强调翻译在这方面所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5年到2007年译成瑞文的文学作品，74%是译自英文的。从亚洲和非洲各国语言翻译的作品总共不到1%

　　2005年到2007年译成瑞文的文学作品，74%是译自英文的。从法文翻译的作品是3.6%，从德文翻译的作品是2%，从西班牙文只是1%。从亚洲和非洲各国语言翻译的作品总共不到1%！这种非常可怕的统计资料并非为瑞典所特有。欧洲各国的情况是同样的。

　　也许会有人反驳说：“已经有不止一个人把特翁的诗歌译成中文。你为什么再来翻译他的诗呢？”我的回答是，《道德经》起码有一百种英译本。 《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有好些个英译本。每一个翻译家对他翻译的著作，有他自己的值得参考的见解。

　　特翁的全集有两部英译文，一部是美国诗人兼翻译家罗伯特·布莱（RobertBly）翻译的，另一部是苏格兰诗人兼翻译家若彬·佛尔顿（Robin Fulton）翻译的。

　　布莱先生的瑞语很差，他需要有人给他解释特翁诗的意义。佛尔顿先生的挪威语很流利（挪威语和瑞语的区别很小）。布莱先生不大管诗歌的节奏，佛尔顿尽量让他的译文反映原文的节奏。布莱先生和佛尔顿先生两位都是诗人。

　　布莱先生以他诗人的资格有时候会去改变托马斯的诗。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托马斯的诗“巴拉基列夫的梦”里有以下的两句，（朗读瑞典语）意思是“有一片田，田上放着一台犁 /这台犁是一只坠落的鸟”。佛尔顿先生翻译得很对：“There was a field where a plow lay / and theplow was a fallen bird”。而布莱先生的译文 “and theplow was a bird just leaving the ground”（犁是一只将要起飞的鸟），则完全破坏了托马斯的诗的意象。我认为诗人是一个创造者，可是翻译家应该是一个非常熟练的、非常技巧的匠人。

　　■翻译家面对的问题很多。你把中国非常整齐的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译成外文的时候，简直没有办法反映原文的结构和节奏

　　托马斯1954年发表的头一个诗集收十七首诗，一共包括九十一阕。其中十三阕用古代希腊所谓萨福诗律；两阕用古代希腊阿尔凯诗律；六十阕用所谓英国式的无韵诗，每行有五个抑扬格的形式。其余的十六阕都是自由诗。

　　特翁爱用的萨福诗律包括四行。头三行有相同的组织： tám ta tám ta tám ta ta tám ta tám tám （两个扬抑格，一个扬抑抑格，一个扬抑格和一个扬扬格）。瑞语包括两个音节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多半有扬抑格（támta）的形式。包括三个音节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多半有扬抑抑（tám ta ta）的形式。因此，萨福的诗律非常适合于瑞语。

　　特翁原来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他1990年中风之后，只能用左手弹钢琴。他的诗歌的音乐性是很强的。我年轻的时候在一个交响乐队打定音鼓，因此我的耳朵对节奏比较敏感。我这里愿意谈谈把中文诗歌译成外文的一些困难。